“你急什么呢，人这一辈子，多数时间不都是在等吗？”

如果我把我的身份说给安伯母，她会有什么反应？这是我要掂量的。

我也只能等，等恰当的时机。

但愿这种等待是有意义的……

我现在吃饭，星期天去杜主任家里（为什么这样，以后再告诉你们），平时吃食堂。今天我午饭也没敢吃，在宿舍等到差5分到12点，又往安伯母家走。从我住的杏园到他们住的银杏坡，需15分钟左右，上午我专门掐算过的。我12点9分到，又等了一分钟，才敲门。

李教授果然放下了筷子，噙了口茶水，去卫生间漱口。

安伯母见我来，也不再吃了，赶紧收拾。

他们的这个家，实在太简陋了，不仅藤椅是破的，沙发是烂的，连李教授的那张书桌，也癞疤癞壳。倒是收拾得很干净，看上去到处都是灰尘，用手一摸，才知道是旧，不是灰尘。这显然都是安伯母的功劳。李教授哪有那个时间哪。

对我的到来，李教授很欢迎，请我坐，让安伯母给我倒水。

安伯母得了那场“多话症”，而今就变得无声无息的了，倒水、收碗、擦餐桌，都是无声地干着。我估计这就是她的正常状态。她是不是压抑得太久，才有了那长达一个季度的爆发？她的生活空间十分狭小，脚下的路，是从银杏坡到明月河，再从银杏坡到校门外侧的菜市场和百货店，就那么两条。她自己剪发，所以连理发店也不去。据说，自从嫁给李教授，她就一直走着那两条路。她没有第三条路。李教授从不逛街，他没有时间。安伯母也不逛街，她的时间太多了，弄不清去哪里逛。非但不逛街，她恐怕不知道从银杏坡到菜市场，要经过运动场和游泳池，也不知道从银杏坡到明月河，沿途有爬满青藤的老楼房，有长年滴水的天然石壁，有破石而生的黄桷树，有形如蛋壳的喜鹊窝。

一只白猫紧紧跟随在她的身后，她走哪里，它就走哪里，还踮起后腿，往她身上跳，像狗。听杜主任讲，嫁给李教授不久，安伯母就养猫，这是她养的第三只，前面的两只，平均年龄活过了十四岁，她为它们养老送终，每死去一只，都用上好的衣料包裹着，装进一个小小的木匣里，埋在明月河边。她刚去明月河烧信的时候，杜主任还以为那些信是写给两只猫的。

坐下来，我就抓紧时间，向李教授请教问题。

正如杜主任告诉过我的那样，对数十年前的旧事，李教授是想说的。

妈担心的那件事，我知道处理。要说，这事怪不得我，据西方人研究，结婚早晚也有遗传，我是被遗传了。这是笑话，你请妈放心就是了。只是，我走了，家里就只剩下几个老人了。我们家的人丁实在不旺。如果当初我听话一点，不让妈流那么多血，吃那么多苦，乖乖地从她肚子里出来，她还可以生的，就是我坏了事。你让我到重庆后抽空去照顾安伯母，这一点我会尽量去做，却把你们晾在那么远的地方，想起来让我心痛。毕竟，安伯母自己有儿子，你们却没有后人在身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