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抗战，介公有一句著名宣示：“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这本是相当到位的阐述，可问题在于，人家日本要的就是让和平绝望。日本被大洋包围，地少人稠，资源贫乏，自然灾害又多，危机感深重，于是他们维新变法，脱亚助欧。泰戈尔去日本看了，很担忧，回来说：如果日本单纯模仿西方，就可能走上一条征服扩张的道路：野蛮的道路，罪恶的道路。孙中山去看了，也很担忧，回来说：日本究竟是要做西洋霸道文化的鹰犬，还是东方王道文化的干城？但日本人自己不担忧，派了伊藤博文等一大批人去西方考察，学的就是弱肉强食那一套，西方文化中对生命的尊重，完全抛到一边。他们早就把侵华作为国策了。

当中国爆发五四运动抵制日货，当1923年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当1929年出现全球性经济萧条，日本人的危机感更重了，觉得吞并中国，已经是时不我待的事情。

明治维新过后，日本人的方向感就非常强，确定了侵略中国，就从没打算改变。冯友兰抗战胜利后写过一篇文章，其中说：“上距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之变，为时八年；再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之变，为时十四年；再上距清甲午之役，为时五十一年。”这几句话印证了日本人的方向感。

你介公一个宣示，不可能改变他们的方向；你的人道主义，在敌人那里成了懦弱的象征。

你再听听毛主席怎么说：“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

在当时的背景下，中华民族需要这样的气魄。

除了气魄，还有手腕。对政府和军队的腐败，介公心明眼亮，也曾想尽办法加以约束和控制，可就是控制不了。对自己命令的推行，他常常难以保证。难怪那个叫魏德迈的美国人刻薄地说：

“委员长远不能算是一个独裁者，事实上仅仅是一群乌合之众的首领而已。”

早在抗战之初，就有人指出，某些官员言不离货财，情不离宠赂，必将致士无斗心，民无固志。实事求是地讲，在打日本期间，这些征象虽很显明，却并没动摇根基。那时候国共两党主流上是合作的。重庆对于中国的意义，除了它是战时首都，还因为国共两党在这里“兄弟一般地团结起来，为抗日救国而斗争”毛泽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题词，全文是：“国民党员，共产党员，兄弟一般地团结起来，为抗日救国而斗争，达到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之目的，是今日唯一无二之任务。”。介公1938年底率军事委员会从桂林飞抵重庆后，以周恩来为首的共产党人也进驻重庆，双方携手，共同筑成抵御外辱、再造中华的中流砥柱。民众也从未丧失斗志，只说当时的学生，许多人因生活太苦得了肺病，医务室天天躺着人，越躺越瘦，不多久就躺死了。尽管这么苦，当政府号召青年参军，病床上的学生把被单一掀，就报名去，真个是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

可日本终归不可能打一百年。

把日本打完了，国民党腐败造成的恶果，只用四年时间就从树上掉下来，烂成了一包渣。

咋不烂？团长以上个个贪污！我这还是相当客气的说法，其实自上而下是烂透了的。只要手中有一点权，就让权力发酵，见到地皮就刮一层，连战地医院的药品，也被他们截留下来，悄悄卖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