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士兵呢?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类同乞丐。说衣不蔽体吧,又不对,有时候,他们热天都穿着冬天的制服。军营里,没有任何洗澡设备,也不给士兵发肥皂,身上虱子成群。你可以想象自己被枪打死,被刀劈死,却无法想象被堆拥着的虱子咬死。你去想象一下吧,那该是啥滋味!伙房就在厕所旁边,闻不到饭香,只闻到臭气,喝的水几乎没烧开过。这些肋骨毕现的冻馁之夫,行军几公里,就有人倒下;两个、三个乃至多个士兵共用一支步枪的现象,绝非个别;许多战地医院,没有床铺,很少有毯子和床单,连绷带和纱布也稀缺,更别说药物和消毒器具。就算有一点药,也多是假药和掺过水的。眼病、肺病和性病在军中蔓延,好些人眼睛痛得没法举枪瞄准,却得不到医治。
因为挨饿受冻(有时是受热),士兵成了“掠夺成性的暴徒”。(李教授挥舞手指,打着引号,说:“这是陈纳德将军的话。”)他们每经过一个村庄,都成为清道夫,又偷又抢,老百姓闻之色变。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有过反省:“我们在大陆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与老百姓亲密地拉起手来。”为什么这样?怪士兵的偷盗和抢劫吗?不,怪自上而下的腐败。为什么腐败?因为没有民主。介公也在强调民主,可他理解的民主,是民众应该毫无疑虑地追随他们的领袖。
军队腐败如此,地方变本加厉。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维持经济变成把持经济,缉拿走私变成垄断走私。就连去现场处理较场口惨案的官员,竟也将死者的手表撸下来,金戒指抹下来,钱掏出来,塞进自己的腰包,红红火火地做起了“空袭生意”!
当然,说国民党官员全都是抓拿骗吃之徒,显然是冤枉,但更可怕的在于,你不像同僚那样抓拿骗吃,就坐不稳你的官;而且当时还形成了这样一种古怪的风气:如果你是官,却像普通百姓那样分担国家的政策纲领,就无异于自贬身价。
这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他们拿着国民党的钱,却为共产党做事。
人心向背,早已分明,单在重庆,到1944年,所有进步学生都控制在共产党手里了。
也就是说,学生们读着国民党的学校,却把心交给了共产党……
——李教授微微抬起头,望着远处。远处就是墙壁。那墙壁已被他石头一样的生活磨得放光。他的眼皮薄如蝉翼。蝉翼之下的两粒眼珠,像游鱼吹出的水泡。等他把目光收回来,半小时的访问时间,就像两支烟那样被烧得干干净净。他并不因为知道我是黄明焕的曾孙就多给我一点时间。
他对我说了最后一句话:“你曾祖父也好,曾祖母也好,跟当时的重庆人比起来,都是幸运的。”
然后他转过身,拿起了放大镜。
安伯母抱着白猫,打开了门。这是逐客令。
我再次观察安伯母的表情。她低着头,没有看我,也没送我出门。
李教授最后那句话,似乎透露出,关于我曾祖母的死,他也听到过一些说法,但他并不关心那些说法。我承认,他的话伤了我的感情。但我能够理解。他是想表明,曾祖父和曾祖母都看见了敌人,而重庆人遭受着来自空中的大屠杀,却自始至终没看见敌人——他们连看到杀人者面孔的机会都没有就死了。只有一次,一架执行轰炸任务的日机中弹之后,坠毁于距重庆20公里外的江津,德容照相馆派人去给日军死难者照了相,并以奇低的价钱把照片向市民出售,他们才在照片上看到了敌人。
看不到敌人却被敌人屠杀,这是侮辱。
从敌人的方面说,面对面杀人和从空中杀人,感觉是不一样的,在空中操纵投弹杆,就像操纵汽车变速器,杀人者看不到数千米高空下的生灵涂炭,听不到大地上痛苦的呼号,闻不到尸体烧焦的恶臭,是极端失去知觉的战争行为,因而感觉不到自己在杀人,甚至觉得自己没有杀人。正所谓犯罪者制造了惨绝人寰的现场,而犯罪者却并没有到过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