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晓洋称自己看不懂我的画，这是事实。更大的事实在于，他不愿意去懂。要说我对艺术有什么持守，那就是客观、再客观，而作为历史学家，晓洋却做不到客观。我不断向他强调，即便是艺术，客观也具有不可比拟的力量，他却厌恶“客观”这个词，说他写《南京第十三》的最大收获，不是给他带来了声誉，而是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世间没有客观。他说，披阅古今中外的史籍，会发现，对同一事件，常常有着截然相反的解释。因此，事件不是以事件本身而存在，事件存在于解释之中。

他的这种史学观，使他自身陷入了纠缠不清的泥潭。

他不停地怀疑，而每一次刚刚起了怀疑的念头，他又提前把某些东西谅解了。

你听明白了吗？我是说，他带着善良的愿望，事先挖好了一口井，并企图把他眼中所见、心中所想的河川和涓流，都引入这口井里。历史上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个人生活的感情问题和行为问题，都被他纳入道德问题来加以审视。这样做带来的后果，基本上是灾难性的。

你不能因为那个日本兵在曾祖母背上踩了一脚，就丧失对人类的全部信心。

也不能因为他开枪前叫了一声奶奶，就抹掉所有的残酷和阴暗并获得拯救。

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改变不了世界的面貌。

但他与这个细节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

说真的，我很为他担心。这辈子，我好像只为他担心过。

尽管我父母那时候年事已高，但他们身体强健（从艰难困苦中走过来的人，到老年往往强健），女儿晶晶当时在读幼儿班，幼稚园就在文理学院里面，离我们家很近，连马路都不怎么过，接送都可以免去的，中饭和晚饭，都在学校吃，至于早饭，母亲几乎天天过来给她做——晓洋已经离开了杏园的单身宿舍，分到一套四十多平方米的房子，供我们一家三口居住，距父母的住处只有六七百米远。母亲不过来也无所谓，楼底下就有卖早点的，都是教职工家属在做，比较放心，花块把钱，买杯豆浆，加个茶叶蛋，就足够了。晶晶在读幼儿班的时候就知道保持身材了，叫她多吃她也不干。

对父母和女儿，我都可以放手，倒是对年长自己五岁的丈夫，老是牵心挂肠。

只要有空，他就在李教授三顿饭后的休息时间去拜访他，但李教授的思想是跳跃型的、穿越型的，细节在他那里并不重要，涉及到晓洋的曾祖父母，也只讲他们的生，不讲他们的死。

我昨天对你说过，晓洋对曾祖母的死也征询过我和我父亲的看法，父亲的全部看法就是感叹：

“哦，你曾祖母是个好人啦，那个日本兵……唉，那个日本兵……”

至于我，当然知道他最希望得到的答复（不是答案，他知道我们不可能给出答案），这答复是：“肯定叫了她一声奶奶。”理由也是有的，要想杀她，随时可以下手，不必等到很少人出动的下雪天，更不必等到她倒在雪堆里起不来的时候，那个日本兵是为了结束她的苦难，才朝她后脑开了一枪；兴许，在大海那边的岛国，他也有一个奶奶，由此及彼，心生悲怜。

我可以这样说，但我不能说，原因很简单：我不能助长他的多愁善感。

多愁善感对艺术也是伤害，更别说对科学。

人总是需要突破口的，在李教授、我父亲和我这里找不到，他就把问题丢给他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