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不喜欢说大话，我讨厌大话，我之所以认为老太婆必须那样做，并非让她去想整个战局，去想南京人民是怎样在遭到屠杀和强奸，我只让她想想她的丈夫。她丈夫是中央大学名教授，是靠头脑活着的人，而鬼子偏偏削掉他的脑袋，让他的脑袋和身体分家，让他的脑袋和身体各死各的。

这不止是一种死亡，还是一种象征。

日本的侵华战争，许多人都只看到灾难，看不到象征。其实日本人从头至尾都在玩象征，杀人、放火、活埋、强奸、来自空中的无差别轰炸……统统都是象征。黄老师你给我们讲，有个鬼子兵见一个拄着拐杖逃难的中国人，用自拍相机给他和逃难者照了合影，然后他一枪把逃难者刺死，又给自己和逃难者的尸体照了合影，这难道仅仅是一次杀人事件吗？难道我们看不出其中的象征意义吗？

那个龟儿子鬼子兵，简直是了不起的死亡艺术家！

我们老是说，日本侵略中国，是一小撮军国主义者搞的，日本人民受了蒙骗，真是这样吗？之前的不说，单从九一八事变算起，日本蹂躏中国总计5107天；从七七事变算起，总计2958天，这么长时间过去，日本人民怎么一直不醒啊？

因为他们不愿意醒，他们早就爱上了这种“虔诚的暴力”。

更有力的事实在于，1945年8月15日中午，当日本人民亲耳听到裕仁天皇“终战诏书”的广播时，痛哭失声，纷纷跪倒在二重桥上。

为什么哭？为什么跪？因为他们还没把象征玩够啊，还想继续玩下去啊，怎么就“终战”了呢！

面对如此场面，我们还认为只是“一小撮”，就没有资格做日本这个可怕民族的邻邦。

当然，不只是日本。在一个邪恶政权的领导下，谁都会做出可怕之事。二战时期，德国对犹太人的屠杀，被一些“宽厚”之人认为是少数极端战争贩子所为，事实上，从医生到歌剧演员，从老师到逃学的学生，都曾是屠杀犹太人的帮凶。起码有20万德国和奥地利的“普通人”是罪行的执行者，不同宗教、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程度的人，都有。我在一本书上看到，一个来自维也纳、名叫马特纳的小警察，1941年在白俄罗斯参与枪毙二千余名犹太人后，给他妻子写信：“执行第一车人时，我的手还发抖。到第十车，我就瞄得很准了，很镇定地把枪对准很多很多的女人和小孩，还有很多婴儿。我自己有两个小宝宝在家，可是我想，我的小宝宝要是落到眼前这批人手里，可能会更惨。”

马特纳是诚实的，他说得没错。

如果我是1938年腊月23日南京城里的那个日本兵，我必定会枪杀那个老太婆。当然，开枪之前，我不会别过头去，更不会叫她什么“欧巴桑”！——别幻想了，当仁义、善良和美好根本就不存在的时候，一切关于它们的幻想，都是软弱——我就把枪口顶住她后脑，看着她在雪地上挣扎。我把看她的挣扎也当成一种象征。当我完全理解了这种象征的内涵，她快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我再开枪。

砰！她再次倒下。不是她主动倒下，是我让她倒下。我想让她倒下，她就必须倒下。

在她倒下的同时，血喷出来。血把雪烧出不体面的窟窿，血让雪变了颜色。变色本身，就是充满刺激的象征。我嫌这刺激不过瘾，当然要踩她一脚，踩一脚不够，就踩两脚、三脚，无数脚，让血像水柱一样冲开，洪水一般泛滥，将城市和乡村淹没，让所有的生灵，包括天上的飞鸟，都闻到腥味儿！

——我这里复述给你的，虽不是原文，但我敢保证，大体上是原文。它给我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了。

你说晓洋日记里有记录，我想这是必然的。他怎样描述看了男生乙这份答卷的感受？

我说给杜芸秋听，黄晓洋这样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