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我们每天在医院的门诊部静静地坐两个小时，执手相望，默默无言……

一个落雪的黄昏，欧阳对我说：“以后不要来了，有事我给你打电话。”我说：“我会每天给你打电话的。”

那场雪下了好几天，地上结了厚厚的冰，我不能去医院了，但每天，我都会按约定的时间去一个公用电话亭打电话。

每次在电话中他都深情地说：“等着我，春天一到，我的病就会好的。那时，我一定要把你接到我的家来。”还有几次，他对着话筒用二胡拉《梁祝》给我听。电话的这一端，我常常是热泪盈眶：我们这些老人啊，爱情可是太艰难了。

元旦的前一天，电话拨通了，接电话的说是他的儿媳妇。她一听是我的声音，就不分青红皂白羞辱起来：“谁不知道你们这些人，不就是冲着我老爸那点钱，还有这套房子来的。告诉你，姓袁的，你休想走进我们这个家……”

面对这劈头盖脑的辱骂，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直到那端传来欧阳的阵阵咳嗽声，我才像从噩梦中醒来，我说：“让我和你爸爸说话。”

“还要和他说话，你听，他被你气得还说得出话来吗？”电话里传来更急促的咳嗽声、喘息声。我心如刀绞。

一连几天，我躺在寂寞的屋里没有出门，望着那幅《晚情》发呆。

也不知是第几天，雪停了，冰化了。太阳落山的时候，欧阳敲响了我的门。他裹着厚厚的棉衣，人更消瘦了，不住地咳嗽。

我泣不成声，替他倒水，捶背，抚胸。

“天这么冷，吸了冷空气，你的病会加重的。孩子们有他们的想法，慢慢来。我想，总有一天，他们会理解我们的。以后，你千万别再跑出来，我给你打电话。”

我们商定，每周三、周五下午5点通一次话，我打过去，响三声，以报平安和思念。

这样，就有了前面这个故事。

从那以后，袁老师再也没有见过欧阳，她就这么一直守着那个诺言，按约定时间打着电话。

她拿起话筒，一下一下那么认真地按每一个键，然后，神情专注，凝神谛听“嘟——嘟——嘟——”我想，那么三声机械的回音，在老人心中会激起多少温情和遐想啊！最后，只见她轻轻地放下话筒，带着那样满足安逸的神情离去。

望着蹒跚着远去的老人，我再也抑制不住了，我要把这些转告给欧阳和他的孩子们。我按下了话机上的重拨键。

电话响了很长时间才接通，是一个女人很洪亮的声音。她一再追问我是谁。我告诉她，我是欧阳的同事，学校有个会要通知他参加。那女人一听，大叫起来，问我是哪根神经出了毛病，开哪门子玩笑。当我一再声明是欧阳的同事时，她才说：“你是我爸的同事，难道你不知道我爸已经去世一个多月了？”

犹如晴天霹雳，震得我目瞪口呆。在慌乱与恐惧中，我丢了话筒，一把抱住丈夫，失声恸哭起来。

丈夫说，不能把这个消息告诉袁老师，守住这个秘密，就是守住了袁老师的幸福和希望。

直到现在，每周三、周五的日子里，有一位老人都会在下午5时，准点向这里走来……

她满头银丝，衣着素洁，像在赶赴一个神圣的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