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从玉树回来后不久就是国殇日，举国笼罩在一片悲伤的阴云中。

相似的情景令我想起两年前同样的一个国殇日。那是为悼念汶川地震逝去的同胞举行的，时间被定在2008年5月19日下午2点28分。那一天，当三分钟的静默时间到来时，我看到了天安门广场上上万名聚集的人，脸上带着悲伤。当不知道谁喊出“中国加油、四川加油”的口号时，上万个声音顿时附和，很多人留下激动的眼泪，那一幕令任何目睹的人动容。但当我第二天得知，北京所有的娱乐场所被规定在三天的国殇日中必须停业，这种弥漫心头的感动又霎时烟消云散。

同样的一幕又出现在对玉树的哀悼中：全国和驻外使领馆下半旗志哀，停止一切娱乐活动，电视、网络、报纸，那一天全部是同样哀伤的基调。

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讲中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在他小学时，他所在的学校组织学生去公社驻地参观阶级教育展览馆，一进展览馆，所有的同学都跟着大放悲声，只有一位同学，瞪着大眼，不哭，在冷眼观察。这令莫言感到愤怒，参观完后，他把这个同学的表现向老师做了汇报。老师召开班会，对这个同学展开批评。过了不久，这位同学就退学了。莫言后来一直为自己的告密行为感到愧疚，并向老师表达过这种愧疚。老师说，还有20个同学向他反映过同样的问题。其实，有好多同学也哭不出来，他们偷偷地将唾沫抹在脸上冒充眼泪。在故事的结尾，莫言说：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国殇日的初衷，是令人们不忘灾难，铭记教训，可是除了在其中看到的爱国主义教育，除了当时在汹涌澎湃的情绪中感到的一丝震撼外，我并没有看到更多的改变。

哀悼或是纪念更多是一种个人的表达，当它以集体的方式被规定，它就失去了本来的意义。尤其是，汶川地震后，设立国殇日成了一项传统。除了在玉树，后来它又在舟曲泥石流现场出现。它以密集的次数屡屡挑动公众的神经，却收获了依次递减的效果。如果说第一次的国殇日可以令全国产生一种无与伦比的向心力，那么在它过多的次数下，只是换来了人们越来越麻木的反应。

第一遍的时候，我们说的是愿逝者安息，生者坚强，第二遍、第三遍，我们仍然说着同样的话，一切却没有改变。

5·12地震后的第三年，我曾到过汶川。站在映秀和都江堰的地震废墟纪念馆前，时间仿佛一下子凝固了。一座倒塌的时钟，被永远定格在了14点28分，旁边是被粉碎的建筑，扭曲的钢筋竖立在空中，以一种狰狞的姿态面向每一个来访的人。当时的废墟已被建成纪念馆，众多的游客在这里穿梭，惊叹于灾难的破坏力。小贩售卖地震明信片和纪念品，灾难被重新打包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