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参与的这些矿难报道中，矿难的成因起初都被归结为天灾，但无论是我们在现场的了解还是安监局介入调查，都证明这些全部是由人祸引起。矿难背后，隐藏的是当地追逐利益的最大化。为了多挖出原煤，矿区罔顾安全条例的行为时有发生，甚至为了节省成本，很多矿区的逃生装置也形同虚设。我们有着世界范围内都堪称严格的煤矿安全条例，很多煤矿却置若罔闻。王家岭矿难前三天，就有矿工把发现渗水的情况报告给了调度，矿难前三小时又汇报给了地面。然而接电话的人，却没有回应。接着意外地不知道当地的水文资料，意外地凿穿弃窑中的“老空水”，意外地让153名工人被淹……尽管矿区的总投资预算达51.68亿元，事故发生后才发现，连大功率的抽水设备还没有买。

几乎每个煤矿事故都伴随着人为因素，天灾屡屡被证明是矿区逃避责任的借口。

而外部监管的缺乏，更令这种疏忽被放大，最终无法挽回。在之后的调查中显示，大部分出事的煤矿，监管机构和煤矿主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些政府官员甚至就是煤矿主。

襄汾溃坝的现场，当地村民告诉我，感觉矿主的关系深不可测。村民们曾经多次向监管部门反映煤矿存在的隐患，却没有任何回应。

为了根治频繁的矿难，山西从2010年起对煤矿进行整顿，兼并小煤窑，合并成大的集团。虽然这被批评为不太符合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原则，是煤矿产业的国进民退。但它更多是出于整合资源、提高安全性、遏制频发的煤矿事故的一项举措。不过要解决矿难事故，重组兼并、提升矿区实力、向安全设施投入更多虽然重要，更重要的则是外部监管。

伴随着山西的煤改，但愿消失的不仅是“煤老板”的称号，还有“血煤”这个惨烈的词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