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回忆吧……”常珊不无调侃地端起酒杯，高文却注意到常珊坤包里最新款式的手机，就像当年的乌鲁木齐比起上海一样，自己的手机依然相形见绌。

碰了杯之后，她再次深喝了一口：“芳草湖……美丽的芳草湖农场一到冬天就被无边无际的白雪覆盖着，芳草湖上结着厚厚的冰层，记得我们那一年冬天在芳草湖上行走的情形吗？”

“记得，”高文说，“我们有那么多宝贵的往事，你怎么就单单想起在冰上行走？”

“那你想一个有意思的吧。”

“我俩在农场小学当老师的日子不是很有意思吗？”高文提醒道。

“对，”常珊说，“还记得那个马老师吧？大胖子。”

“上吊自杀的？”

“他是哪儿人？我至今不知道他是哪儿人。”

“甘肃人吧，”高文说，“他是因为收听敌台被他女儿报告到学校之后自杀的吧？”

“不是他女儿报告的，其实是他妻子报告的。”

“都说是他女儿报告的。”

“只有我知道事实真相，是他妻子报告的。”常珊说，“他女儿叫梅花，你还记得吗？”

“记得。”

“她跟我关系特别好，虽说当时我是她老师，但我俩就像姐妹一样。”

“一到夏天，她就往你屋子送西瓜。”

“你可没少吃她送的西瓜。”

“是梅花告诉你她妈揭露她爸的？”

“你知道梅花现在在哪儿吗？”

“在哪儿？”

“在上海，”常珊说，“我这次来北京前还给她打了一个电话，准备和她一道来的。她有事未能来。”

“她在上海干什么？”

“你简直想象不到她干什么。”

“不会是坐台吧？”

“瞎扯，”常珊嗔道，“梅花怎么会干那个？你真有想象力。告诉你吧，她是上海十大名模之一，一个月的收入够工薪族挣一辈子。”

“是你介绍她当模特的？”

“不是，是她自己闯的。她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毕业之后只身跑到了上海，后来就成了名模。”

“维吾尔族姑娘在上海当上了名模，这是大新闻。她现在年龄不小了吧？”

“三十了。”

“结婚了没有？”

“怎么，你有兴趣啦？”

“随便问问。你别神经过敏。”

“我神经过敏干吗？我说的是实话。这次她若来北京，我肯定把她介绍给你。”

“别忘了，我也是她的老师。我教过她美术课，那时候叫图画课。”

常珊又喝了一口啤酒，说：

“其实我早就知道一个维族姑娘在上海当了名模，我万万没想到是梅花。报纸在报道她的时候很少提及她的童年，有的报纸杂志甚至说她家是乌鲁木齐的。有一次我猛然知道了真相，那是一篇报告文学，详细介绍了她的身世，上面提到了芳草湖农场，提到了她父亲的自杀，后来我就去找她。”

“那报告文学上说不是梅花而是梅花的母亲害死了她父亲，这太不厚道了，”高文说，“梅花不应该嫁祸于母亲，应该勇敢承担事实。她承担的也只是事实，不是责任，责任是社会的，是那个时代的，梅花当时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长，是吧？”

“你别尽情发挥了，”常珊说，“报告文学上并没有说她父亲自杀的具体原因，只是说受‘四人帮’迫害。这事是梅花在上海亲口跟我说的。梅花的母亲叫阿依古丽——新疆维族女人常起的名字，阿依古丽对丈夫有外遇耿耿于怀，发现丈夫夜里听香港、台湾电台，她写了一封信要梅花交到学校党委，梅花当时不知道信的内容，把信交上去之后竟稀里糊涂成了小英雄，她有口难辩，最后竟默认了信是她自己写的，经过就是这样。梅花的母亲早不在人世了。我们离开芳草湖的第二年她就病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