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则驭夷之道可不讲乎？驭夷之道不讲，宜战反和，宜和反战，而夷务坏；忽和忽战，而夷务坏；战不一于战，和不一于和，而夷务更坏。今既议和，宜一于和，坦然以至诚待之，猜嫌疑忌之迹，一切无所用，耳属于垣，钟闻于外，无益事机，适启瑕衅。子贡曰：“无报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报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也。事未发而先闻，危也，三者举事之大患。”（见《史记?孔子弟子传》，《战国策?燕策》苏代语略同，盖本子贡）以今日行之，直所谓无报人之志而令人疑之者也，然则将一切曲从乎？曰：非也，愚正以为曲从其外、猜疑嫌忌其中之非计也。

夷人动辄称理，吾即以其人之法还治其人之身，理可从从之，理不可从据理以折之。诸夷不知三纲而尚知一信，非真能信也，一不信而百国群起而攻之、钳制之，使不得不信也。

冯桂芬认为，对外无论“和”或“战”，都应根据实际情况而定，并非战就一定是爱国，和就一定是卖国。该战而和，该和而战，才是真正的误国误民。他还提出了“以夷制夷”的思想，联合可以讲理的国家，孤立、制约不肯讲理的国家。这种外交思想，在中国朝野聚讼不已，长期没有达成共识。后来出现的所谓“清流”与“浊流”之争，其思想脉络，可追溯至此，而李鸿章一生毁誉纷争不定的症结，亦在于此。

当时中国严重缺乏外交人才，冯桂芬嘲笑那些自称办夷务的人：“今之习于夷者曰‘通事’，其人率皆市井佻达游闲，不齿乡里，无所得衣食者始为之。其质鲁、其识浅、其心术又鄙，声色货利之外，不知其他，且其能不过略通夷语、间识夷字，仅如货目数名与俚浅文理而已，安望其留心学问乎？”李鸿章看到这段文字时，联想起他所厌恶的吴煦、杨坊等人，亦当发出会心的微笑。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冯桂芬又建议：“今欲采西学，宜于广东、上海设一翻译公所，选近郡十五岁以下颖悟文童，倍其廪饩，住院肄业，聘西人课以诸国语言文字；又聘内地名师，课以经史等学，兼习算学（注，一切西学皆从算学出，西人十岁外，无人不学算。今欲采西学，自不可不学算。或师西人，或师内地人之知算者俱可）……由是而历算之术、而格致之理、而制器尚象之法，兼综条贯。轮船、火器之外，正非一端。”

他的这个提议，得到朝廷的积极回应，特别是得到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的支持。同治元年（1862）七月，北京成立京师同文馆，开始招收满族子弟，培养翻译人才。冯桂芬对李鸿章说，广州和上海也有“通事”，但大都是井底之蛙，束教管闻，素质低劣。洋人擅长测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无不专精务实，中国目前翻译的书籍，只是九牛一毛，应该把外国的书全部翻译过来。

李鸿章深以为然，同治二年（1863）正月二十二日，他奏请在上海、广州两地设立同文馆，兼收满汉子弟。这份奏折就是由李鸿章委托冯桂芬起草的，并拟定了十二条章程，规定选择十四岁以下儿童入学，由洋老师授课，用中国品学兼优的举贡生员教授文艺、经、史等。学期三年，毕业后通过督府考试，可成为县附学生。年轻、聪颖、自愿入学，且有初级功名如候补、佐贰等的官员，亦可参加学习，毕业后可酌情给予升级。最后朝廷批准招收四十名学生，聘请两名英国学者为教师，四名中国教习，一名总教习，教授经、算、史、辞章等课程。毕业后考试合格者可以作为附学生，或送到各衙门充当翻译。

李鸿章把冯桂芬放到最早一批奏调入幕的人才名单中，显然是因为他们两人思想上有许多相通之处，李鸿章想在政治、经济、外交等各方面有一番大作为。四十岁到来的这一年，是他躁动勃发、出现前所未有的高潮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