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记叙：“逸出之贼，经练勇及水师截杀数百名，又被刘铭传万寿桥一军拦击，其窜往常州者无多。城内外街巷、河沟，伏尸山积，实足伸天讨而快人心。计生擒潮逆父子及大小贼目五百余人，擒斩溺毙二万余人，救出难民三万余人。我军只伤营哨官数人，连日兵勇伤亡千余人。”

无锡、金匮遂告收复，但代价也十分沉重。据县志统计，道光十年（1830）无锡有三十三万九千男丁，金匮有二十五万八千男丁；而到了同治四年（1865），无锡只剩下七万二千丁，金匮则余十三万八千丁 。死亡之众、逃亡之多，可见一斑。战后的城邑，新鬼烦冤旧鬼哭，“计民居什不存一，城中则贼毁其二，土匪毁其一，留防勇丁之所毁，殆不啻什之六也”。大部分建筑是被攻城的官兵毁坏的，纵观全城，除了原来的潮王府因为李鹤章入住，士兵不敢捣乱，保存较好外，其余几成废墟，“若西南北三门一望瓦砾，街衢砖石，并被伤残，盖贼与土匪之为，无与勇丁矣”。

因为戈登在昆山发脾气，常胜军没有参加这一仗，但淮军证明他们没有常胜军的炸炮，也一样能冲坚毁锐、攻城略地。战后论功行赏，知府李鹤章擢道员，记名遇缺简放；刘铭传、郭松林赏头品顶戴。丁日昌升直隶知州，赏戴花翎。其余各将领均有赏赐。

淮军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就像一颗超新星的爆发，其光芒令湘军亦黯然失色。曾国藩不禁为当初相人不准而感到惭愧。他给湖南巡抚恽世临的信说：“少荃东下之初，仅令赴援沪城，意谓尽此兵力，或可保全海滨之隅。厥后拓地日广，卒将省垣克复，本非始愿所可及，亦愧谋略之不如，何敢贪天之功，掠人之美。”

黄子漋在被凌迟处死之前，向李鸿章交代了一个情况：李秀成已带着江苏的各股太平军，退聚丹阳，计划突围入金陵，将洪秀全之子拥戴出城，转往江西，而洪秀全则留守金陵，以待援应。

事实证明，黄子漋的交代并非谎言。李秀成从无锡退往丹阳后，十一月十日回到了天京，回到那个糜乱不堪的六朝金粉之地。他看见的天京，是这样一副场景：“太平军诸王以末日将临，贪财好色，狂饮狂乐。各王府堂园庭室，多至数百，妻妾数十人，戏台三四座，人吃人以为活，绝非长久之道。”

李秀成痛心疾首，他意识到，洪秀全的“天囯大业”，已岌岌乎大厦将倾。他向洪秀全建议，放弃天京，从宁国、常山、玉山进入江西、湖北，联合扶王陈得才，重整旗鼓。尽管对穷途末路的太平天囯来说，这未尝不是一个可以苟延几年的方案，但任何放弃天京的主意，都令洪秀全怒不可遏，被他不假思索地否定了。

李秀成后来记述了他和洪秀全的对话：

李秀成向天王奏称：“京城不能保守，曾帅兵困甚严，壕深垒固，内少粮草，外救不来，让城别走。”洪秀全大怒，严责秀成。李秀成不得已再跪奏：“若不依从，合城性命定不能保。曾帅得尔雨花台，绝尔南门之道，门口不能行走，得尔江东之桥，绝尔西门不能出入。得尔七桥瓮，今在东门外安寨，深作长壕，下关严屯重兵，粮道已绝。京中人心不固，俱是朝官，文者多，老者多，小者多，妇女者多，食饭者多，费粮费饷者多。若不依臣所奏，灭绝定矣！”洪秀全怒斥：“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不用尔奏，政事不用尔理，尔欲外去，欲在京，任由于尔。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于河水，何惧曾妖者乎！”

完全是一派亡国之君的口吻，难怪梁启超说这时的洪秀全，已是“冢中枯骨，更何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