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是先把城围起来，切断粮道，等城里熬不下去了，再挖地道往里攻。戈登又去见曾国藩，但同样遭到婉拒，曾国藩从心底瞧不起戈登，觉得他不懂孔孟、为人粗鄙。

此后，戈登又回到苏州，找李鸿章商量，建议他在青浦的凤凰山开一个军事训练营。戈登认为常胜军中有不少优秀士兵，让他们解甲归田太可惜，不如集中起来加以训练，并使之成为将来中国军队改革的中坚。李鸿章欣然接受，并马上重新招聘了原常胜军中的一千人，组成军官训练营，交给戈登训练。但李鸿章强调，教练不得干预营务，且须受江苏巡抚、通商大臣的节制。

凤凰山在青浦县东南二十五里，据九峰之首，形如凤凰舒翼，流溪鸣泉，瀑布高悬，山上长满了郁郁葱葱的松柏、刺槐，是上海的天然屏障。为了防止洋人搞鬼，李鸿章派布政使衔常镇道淮军统领潘鼎新率五千人马进驻松江、塘桥等处，就近统带凤凰山的训练营。原驻昆山的袁九皋所带枪队三百余人，亦进驻凤凰山，实际上是为了起监视作用。李鸿章还不放心，又派丁日昌制订具体制度办法。

丁日昌邀请戈登、巴夏礼和潘鼎新在凤凰山军营会晤，共同起草了一份聘请英国军官训练凤凰山营伍的章程。章程共十三款，除规定教练人数、薪水等之外，特别规定：一、如副总教练、教练、随员小有不妥之处，由统领通知总教练查明分别撤办，倘有大故或总教练亦有不妥之处，由统领禀明抚宪查明属实，由抚宪处置；二、由淮军统领潘鼎新选派三营，计一千四百余人，在凤凰山学习，经总教练与统领官认为已经熟习的，予以调换；三、所有官兵在教练之时，须听总副及各教练官教习指授，其余时间，概归本营统领、统带约束；四、所有官兵升革、口粮、行军、移防一切营务，均为统领之责，与教练官无干。

此外，丁日昌还与巴夏礼约定，教练任期不定，只要江苏巡抚认为无须教练，或别处有事，需调此军前往防剿，随时可以行文领事，将所聘各教练官辞退。在这种种限制之下，外国教练的权力十分有限。

同治三年（1864）六月，训练营在凤凰山开营，教官是原常胜军的几名英国军官。一个月以后，戈登认为单兵、排和大炮方面的训练，已取得显著成效。很快便有中国士兵可以完美地操纵大炮了。八月，戈登把训练计划从单兵、排，扩大到连、营。他说：“这比我估计的要容易得多。”这是现代军事学校的雏形第一次在中国出现。

训练营走上轨道以后，戈登思家心切，决定离开中国返家了。英国马上派出一名中尉军官哲贝（L.Jebb）接替他担任总教官。李鸿章对英国无孔不入的干预，感到十分不快，戈登也担心有朝一日李鸿章离开江苏，训练营难以为继。在戈登回国之前，巴夏礼出面，与李鸿章商定了十三点协议，以确保训练营长久地正常运作。

协议规定，外国军官只负责教导与训练，一切人事、军纪、军饷等均由中方负责。李鸿章力求把哲贝的权力缩到最小，又派潘鼎新任训练营的统领。后来，哲贝奉命回国，中方趁机改派原常胜军的军官威廉?温斯坦利（W.Winstanley）接替哲贝，重新恢复了常胜军的许多老传统。

这个训练营办了整整九年，于同治十二年（1873）夏天宣告关闭。不过，它基本上是失败的，它没有为中国的军事改革提供必要的人才。至于关闭的原因，有人说是因为它内部已腐败不堪，充满贪污、浪费，也有人说是因为英国就像当年不断干预常胜军那样，不断扩大对训练营的影响力，企图把它作为一个干预中国事务的入口，这令中方不胜其烦，于是干脆把它关掉，狗死狗虱死。

但那时，李鸿章早已离开江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