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三年（1864）春天，淮军收复常州，天京外围的最后一个重要据点没有了，江宁就像被大海包围的礁石，已无处可逃，唯有等着涨潮灭顶。

此时的浙江巡抚曾国荃是金陵之战的前敌总指挥，二月合围以后，他下令水陆六百七十里，昼夜封锁，严密盘查。陆路已完全断绝，粒米不得入城；水路从四月底开始，民船三日开放一次，由炮船护送，除此之外，片帆寸板不得来往。他的攻城方法，就是挖地道通到城墙下，用炸药炸塌城墙，但地道屡屡被太平军破坏，不能奏效。

曾国藩忧心忡忡，他时而怕江西争饷，时而怕湘军因缺饷而哗变，时而又怕自己用事太久被中外疑为擅权，终日如立枳棘之林，内心“郁郁不自得，愁肠九回”，甚至打算告病引退，躲起来休息两三年。其实，他内心深处，最怕的还是朝廷怀疑他拥兵自重。

曾国藩写信给李鸿章说：“自台从东下握别以后，此间选将整军，用人治财，都乏实际，虚枵之象，日甚一日。长江三千里几无一船不张鄙人之旗帜，外间疑鄙处兵权过重，利权过大，盖谓四省厘金络绎输送，各处兵将一呼百诺，其相疑良非无因，而兵弱饷绌之实情，乃无一人得知。拟即日将办理竭蹶之概，一一上疏直陈，请将钦篆、督篆次第交出，而鄙人亦不敢置身事外，但仅统兵万余，专办一路，如昔八、九等年规模，或可免于大戾。适有肝风之疾，请假调理。”

李鸿章复信，把老师传授的“挺经”搬出来说服他：“闻近日烦懑太过，忧亦奚益！至钦篆、督篆，此时断不可求卸。金陵克复，再图卸肩，似不失大臣进退之义，亦犹是墨守挺经之道。兵柄过重，利权过大，局外无知者不能无疑，朝廷似有洞鉴。年来兵将无甚出力战状，訾议与外侮由渐而入。若金陵一复，大局立转，浮议自可全消，而一身之进止亦绰然耳。鸿章侍函丈最久，于时事微有通晓，用敢披豁上陈，定蒙采纳。”

不过，四月初二，曾国藩还是上奏朝廷，声称自己“向患呕吐之证，三月二十二日复行举发，二十四日忽然眩晕，左手左脚疼痛异常，起坐不便，延医诊视，据云非调理得宜，恐成偏废之证” ，因此须告假一个月。朝廷准假一月。周公恐惧流言日，金陵还没攻下，他已在安排急流勇退的后路了。

曾国藩在病榻之上，接奉朝廷四月十九日的诏旨：“并着李鸿章将丹阳、常郡余匪搜捕净绝，分布诸军，严扼要路，以防金陵逆股外窜。值此功在垂成，各路将帅及封疆大吏，俱宜振刷精神，统筹兼顾，以期及早蒇功。”

太平天囯最后一幕送客戏，终于开锣上演了。

回想当年，李鸿章以一个翰林官的身份，跟随吕贤基回安徽办团练，那时他万万想不到，这场仗竟会持续十四年之久。戎马倥偬之间，送走风华正茂的岁月，他把自己磨成了一个满脸风霜、老于世故的官僚。

这场令中国人口锐减一亿多的战争，在历史上，究竟应该如何评价？太平天囯到底有没有进步意义？这个问题，即使经过历史长河的淘荡，太平天囯早已成为陈迹，直到今天，依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叙述太平天囯谢幕前，不妨对它进行一番简单的探究。

其实，要为太平天囯确定一个历史位置，并不是一件很复杂的事——看它主张什么、做了什么，便可以作出判断。太平天囯固然是反清、反皇帝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天然正义，还要看它为什么反，怎么反，反了以后怎么办。

洪秀全写的《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固无足论，即使是《天朝田亩制度》，亦不过是重弹“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的老调，主张政教合一的军事化管理，“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人民的一切衣食住行，包括谷粮、麦豆⊙麻、布帛、鸡犬、银钱等一切财物，统统由“国家”代为计划，定时定量供应，连每家养几只母鸡、几头母猪，都作了规定，并不得违反。这把中国历朝历代的中央集权专制，演递到了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