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的死因，日后众说纷纭。据李秀成供称，是服毒自杀；也有说是病死的；也有人说是因为病入膏肓而服毒自杀的；史家罗尔纲考证说，是吃百草充饥发病而死。其实，剧情演到这个关口，结局已隐然可见，怎么死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死了。李秀成秘不发丧，不仅官军不知，守城的太平军亦蒙在鼓里。然而，奇怪的是，从洪秀全死到天京陷落，足有一个半月时间，李秀成是实际上的“摄政王”，为什么他一直不实行“让城别走”之计呢？有些历史之谜，是永无揭晓的一天的。

曾国荃对金陵长时间围而不攻，令两宫太后颇不耐烦，以前江浙各地太平军声势浩大，尚可理解，如今已剩一座孤城，还一味拖延，实在说不过去。因此，朝廷一再催促李鸿章开赴金陵，会攻天京。而李鸿章雅不欲掠人之美，迟迟吾行。

其实，湘淮两军，在这场战争中，互相呼应，互为表里，缺一不可。梁启超有一段评论，至为精当：“非围金陵，则不能牵江、浙之敌军，而李文忠新造之军，难遽制胜；非攻江、浙，则不能解金陵之重围，而曾中襄久顿之军，无从保全。” 少了谁这场仗都打不赢。

然而，站在曾国藩的立场，却会十分烦恼。曾国藩一方面不愿别人抢九弟的头功，另一方面又希望尽快攻破金陵，以减轻他的压力。朝廷催李鸿章愈急，愈说明朝廷对曾国荃不满。他既想让淮军出兵，又不想让淮军出兵，举棋不定，左思右想，最后厚着脸皮建议李鸿章拨若干精锐到金陵，受曾国荃节制，但李鸿章本人不必亲征。

李鸿章对曾国藩的苦衷洞幽烛微。四月二十四日，他写信给曾国藩，表明不参加会攻金陵的态度，但如果曾国藩有需要，他可派李鹤章率炮队助攻：“前廷旨有令敝军会攻之说，鄙意苦战日久，宜略休息，且沅丈劳苦经年，经营此城，一篑未竟，不但洋将常胜军不可分彼功利，即苏军亦须缓议。是以常州奏捷后，不敢轻言越俎，朝命亦未敦促。富将军（署江宁将军富明阿）遽欲会攻，诚为有损无益，似宜拒之……届时如金陵未克，必须炮队往助，只要吾师与沅丈一纸书，七月中旬可派鹤弟带数将前去，禀商沅丈酌办。”

然而，两宫谕令，急如星火，五月八日，诏旨令李鸿章迅速开赴金陵：“现在金陵功在垂成，发捻蓄意东趋，迟恐掣动全局。李鸿章即迅调劲旅数千及得力炮队，前赴金陵，会合曾国荃围师，相机进取，速奏肤公。李鸿章如能亲督各军，与曾国荃会商机宜，剿办更易得手。”

刘铭传、周盛波等将领无不跃跃欲试，但李鸿章却左右为难——去，得罪曾氏兄弟；不去，朝命难违。李鸿章相信，湘军百战之绩，垂成之功，绝不肯与他人分羹。如果淮军遵旨前往当时湘军鲍超所部驻扎的东坝，必定引起冲突。刘铭传说：“湘军之中，疾疫大作，鲍军十病六七，岂能当我巨炮。”但李鸿章不忍兄弟阋墙，五月八日，他写信给曾国荃说：“鄙意我公两载辛劳，一篑未竟，不敢近禁脔而窥卧榻。况入沪以来，幸得肃清吴境，冒犯越疆，怨忌丛生，何可轻言远略。” 他提到淮军进入浙江，已经得罪上一任浙江巡抚左宗棠，他不想再得罪现任浙江巡抚曾国荃。

五月十七日，李鸿章复奏朝廷，提出等湖州克复后，再协攻金陵，较为妥当。他说：“一以曾国荃全军两年围攻，一篑未竟，屡接来书，谓金陵所少者不在兵而在饷。现开地道十余处，约有数处，五六月间可成，如能及早轰开，自必无须协助。”而湖州的太平军势力尚大，对江苏构成威胁，应先派劲旅进规长兴，协攻湖州。等湖州克复，门户稳固，再分兵会图金陵，方无后顾之忧。

这份奏章还没送达北京，五月十一、十六、十九日的三份廷寄却已相继送到苏州，全是催促李鸿章会攻金陵，让他毋须避嫌推诿。李鸿章被逼不过，又开始东拉西扯打痞子腔，他把“天气炎热，枪炮不耐久用”这样的理由也拿出来搪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