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的另一项重要措施，是奏准苏南因地而异暂行“豁免钱漕”。减赋之议，最初由冯桂芬提出，李鸿章请郭嵩焘与冯桂芬研究办法。曾被李鸿章参劾过的苏州知府吴云，写了一本书论述重赋之害和减赋之利，送了一册给郭嵩焘。郭、冯二人讨论减赋方案时，便拿出这本书作为参考，恰好被李鸿章看到，他取回细读一遍，拍案称赞，连说：“聪明，聪明！是极，是极??

李鸿章写信请曾国藩主奏。曾国藩慨然应允，遂由冯桂芬起草，曾、李二人联衔会奏，请旨核减苏松太粮赋浮额。奏章送出后，曾国藩写信给李鸿章说：“苏松浮粮减额一折，业经上陈，甚好！甚好！此事不趁今日图之，则永无可望矣??同治二年（1863）六月，奉旨准行，豁免太仓州、镇洋、常熟、昭文、昆山、新阳、嘉定、金山等县本年漕粮。继而复奏准裁减苏松太粮赋浮额，翌年十月再奏准豁免江宁府属上元、江宁、六合、句容、江浦、溧水、高淳七县钱漕三年。

当时江苏的赋税，在全国已属最重的省份，而苏州、松江、太仓三郡的粮漕，一向又居全省最高，比同省的常州多三倍，比镇江等府多四五倍，比他省多一二十倍。这本来就十分不合理，战后民穷财尽，更无法承受，于是便出现虚报天灾、官垫民欠等弊端，造成赋额重而征收实少的现象，此即所谓“粮赋浮额”。

李鸿章指出：“办灾办缓，权在胥役，防弊虽有百法，舞弊奚啻千端，止此民力，止此地产，不减额之弊，在多一分虚数，即多一分浮费。减额之效，在少一分中饱，即多一分上供。减额既定，胥吏无权，民间既沾实惠，公家亦有实济。”

减赋与招垦，两者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不招垦，无粮赋可纳；不减赋，招垦亦难以推行。因为“吴民死亡之外，大半散之四方，故乡赋重，望而生畏，寻常蠲缓，不足去重赋之名，招之不来，荒田愈久愈多，何法以治之？惟闻减赋之令，必当争先复里”。减赋不仅有利招垦，而且也是凝聚人心的最佳办法。李鸿章相信，各乡百姓“一闻减赋之令，必当感激涕零，望风增气，他日军麾所指，弩矢之驱必更奋，箪壶之雅必更诚” 。

但任何良政的推行，都有可能走样，因为基层全是贪官猾吏的天下，他们总有办法把所有良政都变成肥私的机会。用李鸿章的话来说，“防弊虽有百法，舞弊奚啻千端”，蠲减政策到了乡下，也不例外。

按照规定，遇上旱涝歉收，粮户要呈报荒歉，才能注册蠲缓钱粮，于是衙门的书办、保甲，便乘机多方勒索注册使费。有的田虽然荒了，因为没钱疏通，办不了注册，还要继续征粮赋；有的田丰收了，却因为花钱注册成歉收，便蠲减了粮赋。“更有以甲区应免钱粮，移归乙区免征，而甲区仍行征收者。颠倒错乱，移址换段，以熟作荒，以荒作熟，弊窦丛滋，以难悉数，总由于书差之图得卖荒使费，高下其手而起。于是乎强豪之户，借此挟制，硬占荒数；懦弱之户，隐忍含泣，赔完荒粮。种种蒙混，病民实甚。”

同治四年（1865）五月十六日，李鸿章会同曾国藩、漕运总督吴棠，奏请准江苏省地漕、钱粮一体酌减，这回却被户部坚决驳回。李鸿章深感失望，他写信给护理巡抚刘郇膏：“奏减地漕一疏，顷奉部复，漕项不准核减，地丁更勿置议。天语煌煌，恐不可以力争，将来钱粮考成，奏销难办，只有多捏灾欠。” 当一省行政长官也认同“多捏灾欠”时，复兴还有指望吗？

天下之乱，未有尽期，要回复到“苏常熟，天下足”的好年景，谈何容易。如果人们看到李鸿章对未来的预言，亦不免有欲哭无泪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