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饱读诗书，满脑子“君子患无德，不患无土”的观念，对于购置田宅，兴趣不大，甚至看见难民没有房子住，也会为自己有房子而惭愧。但曾国荃则热衷于张罗，据曾国藩的季女曾纪芬追述，同治三年（1864）间，曾国荃“每克一名城，奏一凯战，必请假还家一次，颇以求田问舍自晦” 。求田问舍是真，自晦则婉词而已。但即使如此，曾氏兄弟的田产，远远不及李鸿章、李瀚章兄弟。据说，曾国荃的家产亦不过百万，死后遗下田产六千亩，长沙屋两座，湘乡屋一座，而曾国藩的家产，仅及其半。

在这方面，李鸿章、李瀚章兄弟比曾氏兄弟精明得多，他们趁这个机会，回乡购置田地，招人开垦。这对于恢复农业生产，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因为田地三年不耕，熟田就会变成生田，而当时大量田地已丢荒多年，复耕需要有较高的投入，一般贫民负担不起，唯有靠田主提供耕牛、农具、种子等。但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肯做这种投入的田主并不多，不少田主宁愿把田卖掉。李鸿章买田复耕，说明他对局势有信心，起了一种表率作用，李家也因此而蹿升为当地最大的地主。东乡的田地，据称有三分之二是李氏家族的，约五六十万亩。李鸿章本人的田产，每年可收取田租稻达五万石以上。

时人记述李家的富有，令人舌挢不下：“中兴功臣之富有者，惟合肥李姓为最。兄弟六人，一、二、四房，约皆数百万，而不得其详。三房则知之确，分爨时，析为五，每有见银三十五万两，田产、典铺在外。六房早卒，遗寡妻幼儿，兄弟五人，合银二百万两与之。而五房极富，家中田园、典当、钱庄值数百万不算，就芜湖而论，为长江一大市镇，与汉口、九江、镇江相埒，其街十里，市铺十之七八皆五房创造，贸易则十居其四五。合六房之富，几可敌国。”

李家固然富有，但并不是李鸿章一人的财产，他们兄弟多人，亲朋戚友、同姓族人更多，都算进“合肥李姓”之内；许多店铺、典当、钱庄，也不都与李鸿章家族有关，甚至有些只是打着李鸿章的招牌，其实是八竿子也打不着的人。

淮军将领中，刘铭传、周盛传、周盛波、张树声、张树珊等人，也纷纷买田买地，成为西乡望族。刘铭传在六安、苏家埠有上千亩田地，麻埠一带山场、土地，更是绵亘数十里，东西数山头，富甲一方，有“骑马不踏外姓路，马饥不吃外田草”之说。

招垦政策在江苏推行了几年之后，同治八年（1869），时任两江总督的马新贻向朝廷报告推行的情况，可谓成败互见，喜忧参半。奏云：

江南地方，自粤逆窜扰后，田地类多荒废。江宁、镇江、常州三府，暨扬州府之仪征县，被兵最重，荒田最多；其江都、甘泉二县与苏州所属次之；松江、大仓二属又次之。同治三年，军备平定，设局招垦。数年以来，认垦者虽不乏人，而未垦荒田尚复不少。推原其故，实因兵燹后户口零落，佃农稀少所致。各该县荒熟田地，虽多寡不一，统而计之，荒田尚居原额十之五六。即现在成熟启征之田，大抵皆同治五年江北水灾，饥民逃荒南来，经业主给以牛、种开垦者居多。此等灾民，原籍本有田可种，而江南熟田均经开征，即科则无考之处亦经权办抵征。赋出于租，租出于佃。开荒之人，因利息无多，往往弃田而归，业主莫可如何，以致已熟田地，复又抛荒者，不一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