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出国，我们一起在非洲和迪拜度过了半个月的时光，他跟温哥华的酒友随身带了两个筛盅。一个晚上的时间，我们一共五人采用三对二的斗酒方式，在非洲草原上喝光了一个餐馆里所有的啤酒，最终以我方三人剧烈呕吐告终，可他们两人似乎才刚开始热身，我在那一刻才真正明白了他们为何在加拿大只能对饮。游戏的一开始还是输了喝一杯，很快就加成了三杯，后半夜半睡半醒间，马三每次喝酒前的口头禅萦绕在我耳边：“今晚喝死算了！”

堕落和放纵，这本身都是极度愤怒的一种报复，愤怒的是自己的无能，也愤怒自身价值如此微不足道，在内心的深渊，马三其实一直在求救。

我所接触的所有二代，他们的父辈无不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幸存者，一辈子几乎没有任何困境不是顺利地被突破，他们的口头禅往往是：“我不知道‘难’字怎么写！”可由于有这样强大的父亲，下一代往往生活在一个被过度保护的环境里，跟父辈相比，他们平凡得没有牛逼故事可吹嘘，野性全无，而活着也没有一件事能让父亲满意，读书不成功，恋爱不靠谱，就连帮父亲打理业务也不到位，唯一的指望也就是物质享受上能玩出花儿来，每个人都需要成就感，否则就如风中飘散的柳絮，可有可无。

父亲在极度失望后，往往关注的不是儿子的持续失败，而是自己的面子问题。

“他这个怂样，叫我如何见人？”

“我的面子都给他丢尽了！”

“他这样做简直是大逆不道，我只能斩断这条线了！”

“赶紧生个孩子，也许孙子辈还有戏。”

西方有俄狄浦斯的传说和弗洛伊德所谓的恋母杀父情结，他们潜意识里有“杀父”情结，而在东方，由于“望子成龙”的期望和压力，最后往往会演变成“杀子”，如果犬子无法突破虎父的关系牢笼，他一辈子都只能缩在镶金的龟壳里。

第二天早上，带着严重的头疼，我们出现在了沙土路铺就的机场跑道上，眼前是一架美国赛斯纳飞机公司研制的非增压座舱、双发涡轮螺桨式6座406型行政机，价值200万美元，俗称Caravan，翻译过来是大篷车的意思，也指穿越沙漠的商队。

20世纪初是人类第一次征服天空的年代，那个时候飞行员是最伟大的英雄，英国殖民者为肯尼亚奠定了现代航空业的雏形，尽管那个时候基本不存在机场的概念，因为非洲遍地都是平坦的土地。

100多年后的今天，肯尼亚上空主要飞翔着的还是小型飞机，它们就像空中的士或巴士一样。我们包的小飞机就曾降落在高尔夫球场和黄土高原一样的跑道上，很少能有水泥地的待遇，有一次落错了机场，机长调转机头，立刻又冲上了蓝天，向另一边飞去。

看似自由的飞行环境也带来了危险，2012年8月份就有一架12人座的小型飞机坠落在了马赛马拉公园里，两名机师和两个德国游客不幸遇难，这也许是由于动物大迁徙的季节，过多的游客导致飞机频繁起降所致。

比这更危险的应该算是直升机，2012年6月，非洲总统候选人的座机就坠落在了森林里，机上六人全部遇难。据同行的肯尼亚最大华人旅行社的张总说，好利来的老总罗红经常来肯尼亚摄影，他所坐的直升飞机就曾坠落过，所幸他爬了出来，继续呼叫新的直升机，最终完成了当天火烈鸟的拍摄。

在内罗毕的机场跑道上，来自英国，已经在肯尼亚定居30多年的飞行员乔治接过了我们的拉杆箱，与他的副手，一个当地黑人小伙子，一起将它们塞进了飞机的腹部。他身穿带条杠的白色衬衫，金边雷朋眼镜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我们几个人钻进“大篷车”之后，乔治快速地钻到客舱里来介绍了一些基本情况，竖起大拇指后，他回到了驾驶舱里。引擎开始在耳边轰鸣，马力加到了最大，调整机头，冲着天空的方向，“大篷车”逐步加速，颤颤悠悠地飞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