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没有谈自己的病，而是谈起如果能活下来，她将如何生活。她从上学谈到了结婚生子，还说起了她的家人和上帝。“小时候我曾信过上帝,”她说道，“但现在我不信了。”伊娃还说她想养条狗，能再次回趟家。她毫不犹豫地向听众倾诉着内心的情感。没人关注正在双面玻璃外面记录一切的记者和摄影师，但我们知道效果极佳。

1969年11月21日，杂志上刊登了这篇文章。在我还没看到这期杂志前，电话铃就开始响个不停了。但我关心的是伊娃会作何反应。那天晚上杂志社给我家寄了几本杂志，第二天一早我就直接冲到医院，抢在杂志在医院报刊亭上出现，在伊娃瞬间走红之前，把它拿给伊娃看。谢天谢地，伊娃对文章很满意，但和任何一位美丽健康的普通女人一样，她对着照片不满意地摇了摇头说道：“天啊，这些照片真的不怎么样。”

但医院方面却不像我们那样高兴。我在走廊上遇到的第一位医生一脸不屑，用轻蔑的语气问道：“又来找病人做宣传了？”一位医院领导批评了我,因为我让医院因为濒死的病人而出了名。“我们是以能让人们更健康而闻名的医院。”他说道。在大多数人眼中，《生活》杂志就是我利用病人出名的证据。他们根本不了解这项工作。一周后，院方采取了措施，要求医生不许同我合作，试图阻止研讨会的召开。这简直糟透了。在下个周五的研讨会上，只剩下我一个人面对着空空如也的听众席。

虽然饱受羞辱，但我知道他们没法抹杀媒体的报道。我可是登上了这个国家最大最出名的杂志。寄给我的信件如雪片般涌入了医院的信箱。想要和我取得联系的电话汹涌而至，打爆了医院的总机。我接受了更多的采访，甚至还同意去其他大学里演讲。

随着《论死亡和濒死》的出版，我获得了更多的关注。这本书一跃成为全球畅销书，几乎国内的每位护理及医疗机构都将其视为是一本重要的著作。大街小巷都在谈论这五个阶段。我毫不怀疑，这本书将大获成功，让我一举成名。讽刺的是，唯一对此不予认同的地方居然是我任职的精神病科室，很显然我将另谋高就。

在此期间，我最关心的还是我的病人们，他们才是我真正的老师。我尤其关心登上《生活》杂志的那个女孩伊娃。在新年前夜，我探头到她的房间里却没看到她,有人告诉我她回家了，还得到了一直想要的小狗，我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但随后得知，她被送到了重症监护室。我匆忙跑去那里，在等候室看到了她的父母。

他们坐在等候室里，看起来是那么悲伤无助，我经常在濒死病人亲属的脸上看到这种表情，他们被愚蠢的探访时间规定阻挡在病房外面，无法陪在他们心爱的人身边。根据重症监护室的规定，伊娃的父母只能在指定的时间进去见女儿五分钟。我简直出离愤怒了。这很可能就是他们最后一次坐在女儿身旁，互相鼓励彼此关爱了。难道就让他们坐在外面等着女儿死去吗？

我以医生的身份进入了伊娃的房间。一进去我就看到她全裸着躺在床上。头顶上是一盏她无法控制的二十四小时开着的大灯。它发出的亮光让伊娃无处可躲。我知道这将是我最后一次看到活着的她了。伊娃对此也很清楚。她没法说话，只能按了按我的手和我打个招呼，并且抬起另一只手指了指天花板——她想关掉那盏灯。

现在我最关心的是能让她感到舒服一点,能够死得更有尊严。我关上了灯,然后让护士给伊娃盖张床单。觉得难以置信的护士犹豫不决地站在那里,她觉得我是在浪费她的时间。她问道：“为什么？”为什么要给这个女孩盖上床单吗？一气之下我自己动手给伊娃盖上了床单。

遗憾的是,第二天,也就是1970年1月,伊娃就不幸去世了。我无法挽救她的生命,但却无法容忍让她一个人孤苦伶仃地死在医院里。我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不想还有人像伊娃一样,独自面对死亡，而她的家人却只能在大厅里等着。我梦想着有一天，人性的需求将被放在第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