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曼尼心脏出了点小问题。他住院时我还以为能带肯尼斯和芭芭拉去探望他。毕竟曼尼是那里的顾问，而且这家医院在参考了我的著作后也举办了自己的员工研讨会。因此我觉得，在对待病人和家属的方式上，这家医院有可能会给我和孩子们开绿灯。但我第一次带着孩子们去看爸爸时，就在病房外被拦了下来。守卫说道：“小孩子不能进。”

不许进？没关系，我能应付这个问题。在来医院时我注意到了停车场上的某栋建筑物。于是我把孩子们带到医院外，打开手电筒，领着他们穿过一个院子，直接来到了曼尼的窗户底下。我们在窗外给曼尼发信号，向他招手。至少孩子们能看到父亲没事。

医院根本没必要采取这么极端的措施。孩子们和成年人一样也会经历失去的几个心理阶段。如果没人帮助疏导，他们就会深陷其中，从而产生严重的心理问题，而这些问题本是可以避免的。我在芝加哥医院看到一个小男孩在电梯里上上下下，起初以为他可能是迷路了，但后来我发现他是故意躲在那里的。他发现我在看他时就往地板上扔了一些碎纸片，等他走后我把这些碎纸片拼了起来，上面写道：“谢谢你们杀了我爸爸。”如果让他多来医院看看爸爸，也许他就会做好心理准备。

不过我也只能说说而已，一个月前我终于辞去了医院的工作，有位濒死的病人问我为什么从来没采访过濒死的孩子。“该死，你说的没错。”我喊道。作为一名母亲，我把工作之外的时间都倾注在了肯尼斯和芭芭拉身上，他们都成为了健康聪明的孩子。我故意避免去采访濒死的孩子，但颇为讽刺的是，我一度还想要成为一名儿科医生。

我一想到这种事就无法掩饰抗拒之情。每次不得不和得了绝症的孩子接触时，都会想起肯尼斯或是芭芭拉。我根本无法想象自己如果失去其中的一个会是什么样子。但我还是克服了心理障碍，在拉比达儿童医院（La Rabida Children’s Hospital）找到了一份工作。在那里我必须要和得了非常严重的慢性病而即将死去的孩子们待在一起。这是我做过的最棒的工作，没过多久，我就开始后悔没有从一开始就和他们待在一起。

他们甚至是比成年人还好的老师。和年纪大的病人不同，孩子们不会有各种各样“未完成的事情”。他们没有一塌糊涂的人际关系，也没有犯下各种各样的错误，他们更不会非得假装一切都好。他们凭感觉知道自己病得很重，或是实际上就快死了，他们不会刻意隐藏这种感情。

得了慢性病的小男孩汤姆就是这种孩子的典型代表。因为肾脏的问题，他不得不一直住在医院里，对此他觉得难以接受，但却没人听他说话，因此他的脾气变得越来越大。他开始不跟别人说话，护士拿他也无可奈何。我没有坐在他的床边，而是带他去了附近的湖边。他站在岸上用力朝水里丢石头，并很快就开始咆哮起来，咒骂自己的肾脏以及其他让他无法像正常小男孩那样生活的问题。

二十分钟后，他就像完全变了一个人，我的方法就是让他能够自在地宣泄出压在心底的积怨。

我还是个很好的倾听者。记得有一个因为得了狼疮而住院的十二岁的小女孩。她来自一个非常虔诚的教徒家庭，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在家里和家人一起过圣诞节。我能理解圣诞节对她来说有多重要，这不仅是因为圣诞节对我来说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但她的医生因为担心一场小感冒就能要了她的命，所以根本不让她出院。“如果我们加倍小心确保不让她感冒呢？”我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