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1973年，我都在拉比达医院帮助即将死去的孩子们进行生与死之间的过渡。与此同时，我也成了精神健康诊疗机构——家庭服务中心（Family Service Center）的主任。我觉得别人即使给我挑刺，也只能说我想做的事情太多了。但我却太天真了。一天，主管看到我给一个穷女人看病后，训斥我不该给那些付不起医药费的病人看病，但那就好比让我不喘气一样。

我并不打算改变自己的行事方法——既然雇用了我，就要尊重我的行医方式。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一直为此争论不休。我认为，不管病人有没有支付能力，医生都有责任救死扶伤，但他却说自己还要做生意。最后他作出了妥协，让我在午饭时间做善事。但为了随时掌握我的动向，他要求我必须打卡。

谢了，但我决定辞职。于是在四十六岁时，我突然有了空闲进行令人激动的全新项目——生死及其过渡（Life，Death and Transition）研讨会。研讨会历时一周，排满了各种各样的公开讲座、对濒死的病人的采访、问答会和一对一的活动。研讨会旨在帮助人们克服人生中的哀伤和愤怒——也就是我所说的那些过去未完成的事情：对已经过世的父母的怨恨、从未承认过的性虐待，或是其他创伤。但如果病人能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汇总释放出自己的情感，就能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样病人就能过上光明的日子，最后得以安详地死去。

不久，我收到了来自全球各地的研讨会邀请。每周我都会收到大概一千封来信，电话也响个不停。我的成名给家人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但他们依旧十分支持我的工作。我动力十足、一刻不停地研究着关于死后世界的课题。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我和姆瓦力姆采访了大概两万名符合条件的人，他们的年纪从两岁到九十九岁不等，其中甚至还包括爱斯基摩人、美洲土著居民、新教徒和穆斯林。他们的经历如出一辙，让人不得不相信其真实性。

在那之前，我根本不相信存在死后的世界，但这些数据让我不得不相信，这不是巧合，也不是幻觉。一个车祸后一度被宣布死亡的女人说，她见了丈夫后才回来的。之后医生告诉她，她丈夫已经在镇那边的另一场车祸中死亡了；在另一例采访中，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向我们描述了他在车祸中失去了妻子和孩子后自杀的情景：在死后，他看到了自己的家人安然无恙，于是就再次返回了世间。

从他们那里我们得知，经历死亡没有任何痛苦，受访者都表示他们根本不想回来。他们深爱的人或是向导会来接他们到一个非常美好舒适、让人流连忘返的地方。但最后他们还是被劝回来了。几乎每个人都听到过“时候未到”这句话。我记得自己看过一个五岁的孩子为了证明自己的死亡经历有多美好，给他母亲画的一幅画。他先画了一座色彩明亮的城堡，然后对母亲说：“这是上帝住的地方。”然后他又画一颗明亮的星星，“我看到这颗星星对我说，‘欢迎回家。’”

这些突破性的发现让我们得出了一个更为重大的科学结论：传统意义上的死亡并不存在。我感到任何一种死亡的新定义，都必须要超越肉体的死亡，还要考虑到一个已确认的事实——除了肉体也存在灵魂和幽灵。这是生命存在的更高目的，它是一首生命之诗，而不仅仅只是存在和生存。生命仍在继续。

濒死的病人会经历五个阶段。但当“完成了降临到地球上的使命后，我们就可以像蝴蝶那样，从我们的身体中破茧而出。”之后我们就会经历人生中最伟大的一刻。无论是死于车祸还是癌症（因飞机失事或其他类似的事故突然意外死去的人，可能不会立刻意识到自己已经死了），死亡都不会让你感到任何痛苦、恐惧、焦虑或是悲伤。你所感到的只有蜕变成蝴蝶时的温暖和安详。

根据历年汇总的采访资料，我总结出死亡可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