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在文章中指出，“中国的革命运动和思想运动，从来是不可分离的。”“五四以后，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和胜利，思想运动和革命运动的关系，就格外密切起来了”。胡乔木指出：“在中国接受革命思想最快，传播革命思想最努力的，是中国的来自民间的青年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既有受新式教育和阅读新出书报的便利条件，又比任何人更加痛切地觉到民族压迫和民族屈辱，而他们对于旧社会又较少留恋。在革命发展的无论哪一个阶段，这些青年总努力学习当时最进步的理论，献身于实现当时最高尚的理想。这种精神，正是青年之宝”。“中国青年几十年来追求新思想的过程，也就成为一步一步接受马列主义的过程”。

胡乔木系统地分析了中国青年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因：“首先是马列主义本身的优点”：“马列主义是人类有史以来唯一能够真正包罗万象的完整的正确的思想系统”；“马列主义也是人类有史以来唯一能够将客观和主观结为一体的主义”；“马列主义所指示我们的前途，是人类唯一可能的前途”；“马列主义正因为不是任何臆造的方案，它才具有无限的发展可能，它才能够适用于人类发展的任何环境，任何阶段”；“马列主义是不受国界限制的，是人类历史唯一的国际主义”。其次是马列主义的“实际的成绩和行动的表现”：“马列主义的绝对正确，从苏联二十二年的历史得到了辉煌无比的铁证”；“马列主义的绝对正确，更表现在国际共产党的伟大行动方针和国际主义者的高尚人格上，共产国际和它的各国支部的存在和发展本身就已经是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的了”。

当时担任毛泽东秘书的陈伯达认为胡乔木的这篇文章写得不错，把它推荐给毛泽东。为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毛泽东发表了《五四运动》的文章和《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讲演，强调“知识分子与工农民众相结合”。胡乔木这篇文章着重讲了青年要“接受马克思主义”，“使用马克思主义武器”。毛泽东看后非常满意，感到胡乔木的文章很有见解，也抓住了青年运动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这篇文章为后来毛泽东要胡乔木到他身边当秘书打下了基础。

很快，胡乔木又在《中国青年》第1卷第6—7期上，发表《严重注意投降妥协的言论》一文，深刻揭露抗战中的妥协投降路线。1940年初，胡乔木在《中国青年》第2卷第5期发表给一位同志的信——《关于新教育的二三事》，对于青年教育中的“理论与实际的一致”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列举了对这一问题的六种主要解释。特别指出当时教育中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的主要原因。胡乔木在信中提出的问题，实际是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这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立的必须把马列主义理论和国际经验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思想路线，是完全一致的，也是这一思想路线在新教育领域的具体运用，应该说是很有意义的。9月，为了响应毛泽东提出的反对边区“三大害”即“迷信、不识字、不讲卫生”的号召，胡乔木在《中国青年》第2卷第11期发表《反迷信提纲》一文。文章从“什么是迷信”着笔，详细地解释“迷信从何而来？何以今天还没有消灭？”说明“迷信究竟为什么不对？”以及“迷信今天有什么坏处？”并提出“迷信要怎样才能打得倒”的具体方法。胡乔木在文中提出了开展耐心的灵活的宣传教育、以身作则、政府与群众团体通力合作、不搞过火做法等消除迷信的方法。文章循循善诱，既有很强的逻辑性，又通俗易懂，成为当时一篇很好的宣传反迷信的文章。

1939年8月，胡乔木终于有了时间，完成一直准备去做，但又一直没有时间去做的工作——到湖南传达、贯彻中央青委工作会议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