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生院里，我们看到文化被转变为产业的最后一个阶段。“发表或灭亡”这个做法肯定会形成这样的情况：每一点文化素材都被制作成为赚取美誉或得到提升机会的产品，判断的标志是根据学界接受的方式，研究某种具有原创性的题目。在像物理学家那样发现“结果”和讨论“模式”的过程中，严肃学者只能用自己习得的思维方式，进行教学和写作。这是一所名牌大学给本科生出的关于乔叟的考试题目：

与卫星模式/核心模式（例如借助罗兰·巴特理论的西摩·查特曼模式）相比，行为模式（例如托伊恩·梵·迪克模式，或者杰拉尔德·普林斯模式）是否更精确地揭示《骑士的故事》的叙事结构？你可以提供对叙事的另外一种观点，例如，里奥·博萨尼的观点或者彼得·布鲁克斯的心理分析“投射”。

在学术出版物方面，一般趋向是相同的。以下是一份大学出版社的典型书目：《走向弗洛伊德的文学理论：析拉辛的〈费德尔〉》《恋物癖与想象力：狄更斯、梅尔维尔、康拉德》《肉体的自我：梅尔维尔和霍桑作品中的身体寓言》《梅尔维尔的形式主题》（可怜的梅尔维尔！他和圣塞巴斯蒂安一样，成了所有这些方法铸成的刀剑的靶子）《小说对妇女的描述》《浪漫主义母亲：浪漫主义诗歌中的自恋模式》。在一名学者对另一本书《斯威夫特的风景》的描述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得以充分表达：“本书所做的深度修正性研究以有力方式，对与18世纪文学和美学理论相关的整个风景观进行重新评价。”

这一说法适用于成千上万的类似著作——它们具有深度修正性，我们必须重新评价。重新评价什么？一帮学者知道的某种以前提出的理论。此外，在这个例子中，理论讨论什么呢？是文学吗？不是文学，而是18世纪美学理论中的风景观。这种风景观是一种理念，是由某人通过分析，从诗歌和其他著述中推知出来的。它以前并不存在。我们当然可以提出疑问，它是否出现在该诗歌中？它并不在诗歌作者的头脑中——他们仅仅看到了实际风景，或者拥有对实际风景的记忆；如果它既没有在诗歌之中，也没有在诗人的头脑中，那么，在18世纪中也找不到它的影子。

换言之，现代学术研究的材料如今甚至并非作品本身，而是一种稀奇古怪的摹写，一种抽印本，是为了采用某种方法凭空编造出来的。学生们得到的仅仅是这类抽象复制品而已。有人可能说，他们用这种或那种“方法”来自我炫耀，根本没有实现任何实在的东西。我们都知道体系和术语对年轻一代具有多大吸引力，我们可以猜测教师灌输的理论——以及考试暗含的对这类理论进行反刍的要求——会给学生形成多大压力。研究生或者本科生对作品持有的心理敏感性可能要么处于休眠状态，要么被转移到分析方式的细枝末节之中。

但是，大学在过去取得了什么成就呢？将过去的做法理想化于事无补。中学和大学从来都不是效率型机构，应该根据其目标和学制设置，而不是根据它们取得的结果来对其进行评判——教学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同时碰巧存在称职的教师和聪明的学生。在美国，约翰·W·伯吉斯是研究生院的两位创始人之一。在他的自传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重要线索，有助于我们了解人们过去对文化的看法。在南北战争中，年仅18岁的伯吉斯为联邦政府一方战斗，当时便下定决心，如果得以幸存，他将学习法律和政府管理，以便确定是否可以通过知识和理智来避免战争。

大学毕业之后，他远赴德国，师从历史学家蒙森和兰克以及物理学家赫姆霍兹，进行研究工作。回到美国之后，他在阿姆赫斯特任教。为了追求他的目标，他奔赴巴黎，研究当时的自由政治学院（Ecole Libr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的运行机制。回国之后，他加盟当时的哥伦比亚学院法律系，很快说服该校的董事会创建政治学院。时值1880年，该校的政治学院是美国首家研究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