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的最初意思是天赋；后来，它表示超过常人的能力。

理所当然，这种改变既非一蹴而就，也非整齐划一。古代的奴隶和中世纪的工薪者已经不复存在，但是，新近出现的艺术家的社会地位并不确定。对大家来说，这都是一种令人感到难堪的局面：有时候，艺术家伴随在王公身边，有时候，艺术家与泥水匠和室内装潢工为伍。在一定程度上，这种不确定性应归于幸存下来的文艺复兴完人的理想：那时要求绅士受到全面教育，懂得科学、艺术和文科知识，这促使国王和朝臣自己写诗歌、玩乐器，甚至在宫廷剧场里演戏和跳舞。但是，国王能和芭蕾舞大师共舞吗？绅士应该出版诗集吗？

另一种复杂的局面出现了：除了皇家和国家客户之外，其他两三种资助资金来源凸显了出来。其中一种是出钱购买艺术品的富裕的业余爱好者。一名税款包收人——例如，富凯——在花费和鉴赏情趣上竟然敢与路易十四攀比，结果以他的落败告终。然而，他那个阶层的许多人仍在较小规模上效仿他的做法，购买艺术品的习惯在资产阶级上层中维持下来。实际上，在君主和王公们使城镇的繁荣黯然失色之前，那一做法是朝向中世纪方式的一种回归。然而，中产阶级没有可供差遣的本地行会。他们只得花钱请弗朗茨·哈尔斯或者伦勃朗那样的画家来绘制纪念民兵军官的群像。他们聘请雕刻家复制那些作品，聘请雕塑家制作半身雕像或十字架；当然，他们还聘请建筑师设计房屋和花园。他们中的有些人——例如，18世纪中叶的巴黎的音乐爱好者拉·波普里尼——甚至拥有自己的私人管弦乐队。

艺术家与身为或者曾为商人的赞助人讨价还价，这必然会将两者之间的关系变为经常打交道的买卖关系。这种关系与本韦努托·切利尼与国王或者教皇之间的关系不同：当初，本韦努托·切利尼会说出所用材料的花费，然后会得到一笔回报——对其工作的一项没有说明的奖励。在那时，艺术开始进入讨价还价、高价位、中价位和低价位时代。当然，它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认为理所当然的开放市场状态。市场长期以来是戏剧的资金来源；到了18世纪，市场成为文学的主要资金来源。据说，蒲柏是第一位单靠写作为生的英国作家。然而，贵族资助人继续发挥作用；贵族资助人通过预定，在促进创作方面起到了良好的作用，这对于获得近于无工作量要求的带薪职位是绝对必要的。最后一种政府资助形式是给作家保留的——作家们会在作品题词里颂扬赞助人，在小册子里为赞助人及其策略辩护，辅导赞助人的子女，带着他们遍游欧洲大陆。

这种维系艺术的新途径把艺术家从仆人、弄臣或者“宠儿”变为独立的企业家，变为身兼自己货物的销售商、经理人和广告商三职的人。到了19世纪，这种情景——加之工业化的罪恶影响——形成了艺术家与社会之间的公开冲突，成为过去150年中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