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场经济国家，经济规律不限制社会精英的发展，政府的主要职能就是为先锋者铺路架桥，同时照顾掉队的人，如此才使社会富有活力。然而，当时中国内地却截然不同。从制度上看，当时的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非市场经济国家，有一个强大的无所不包的政府。尽管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政策之下，逐渐放开了经济发展政策，但从整体上说，中国的经济环境与自由市场经济仍然存在着天壤之别。此时的中国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影子，政府政令对经济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如果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再大的投资也会水土不服，并最终胎死腹中。此时能够提供社会观念支撑就是对改革最大的支持。

“国内政治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对政令解释不一，而且法规矛盾”，南怀瑾先生很早就看出了矛盾之所在，并运用了十分恰当的比喻。在他看来，这个社会就好比是一个古典式大家庭，只要有新媳妇进门，那么，这个五世同堂的家长们便可以对新媳妇指手画脚。不管是太公太婆，还是祖父祖母，甚至是兄长妯娌，都可以要求新媳妇端茶送水，料理整个大家庭的各种事物。谁都可以当家，唯独新媳妇不能，他们还可以说了不算，互相推卸责任。所以，最终的结果无外乎两种，新媳妇要么被吓跑，要么沉默寡欢，最终积劳成疾，抑郁而终。实际上，这种结果不管是对“新媳妇”来说，还是对“整个家族”来说，都是一种损失，但彼此之间的这种矛盾又是确实存在的。那么，对于一个企业来说，究竟该如何消弭这种矛盾，并实现投资经营的顺利与成功呢？

在这种背景下，南怀瑾先生提出了以中国文化精神为终极目标的投资理念。在资本主义社会，投资是完全利益化的，但这样的投资理念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唯有入乡随俗，处处为“国家”着想，为“人民”着想，才能在投资经营的过程中赢得国人的信任，从而获得更多的支持，实现双赢的共同目标。

中国大陆积极号召港澳台胞以及海外华侨投资，其本意是需要真实投入的资金与进步的精密科技，而并非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一本万利，如果抱着一本万利的想法去大陆投资，无疑是从耕夫手中夺牛，从饥渴之人的手中抢夺食物，其结果可想而知。如果从一开始就走错了路，一步错就会导之步步错，最终会被国家的经济现状逼进死胡同。

作为中国人不能忘根，更不能忘本，在祖国经济困难的时候施以援手，这本就是一种责任。从投资角度来看，唯有入乡随俗，抱着中华文化精神的投资理念，为人民谋福利，才能在大陆投资中融入民族经济的命脉，从而最终实在企业与国家经济的共同发展。这就是南怀瑾的认识和理念。

从创办“老古文化事业公司”到投资修建金温铁路，再到开设太湖学堂，南怀瑾先生用自己的一言一行，亲自实践着中华文化精神的投资理念，并用事实向世人证明了该投资理念的可操作性和正确性。让商业的价值在有形的价值之外实现自我超越，让商业的智慧在一条不断超越的道路上前行，而不是小格局中的精心算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