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麦当劳餐厅成为小学生和初中生常去的地方，他们每天下午3—6点会聚在那里，几个人在一张桌子上做作业、吃东西。麦当劳被认为是好学校的“好学生”去的娱乐场所，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那些烂学校的“问题青年”常去的冷饮吧和弹球室大相径庭。正因为在那些爱读、写的消费者心中树立了良好的名声，麦当劳没有驱赶逗留不去的学生，即使他们只买了很少的东西但停留了很长时间。为此，麦当劳的管理层创造了一种好客的环境：冬暖夏凉、干净、舒适和轻松（还有轻音乐）。

麦当劳也改进了年轻人的工作态度。80年代以前，受过高等教育的台湾青年不屑于在低薪水的餐厅打工。麦当劳却不可思议地吸引了大量高中生、大学生前来打工。对这些年轻人而言，麦当劳意味着有趣、现代和信誉。西式的工作环境更激励人们勤勉工作，以获得跨国性的成功。公司训练新人的政策和提拔年轻人进入管理层的做法，也在80年代吸引了很多有远见的员工。不过，到90年代中期，麦当劳的工资仍是相对偏低的，这减弱了很多年轻人加入麦当劳的热情。这些现象并非只出现在快餐业，自从麦当劳开业以来，台湾人变得更加富有，人们的工作期望也跟着提高，因而，当时整个台湾面临着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的问题。

即使如此，麦当劳和它的竞争者们也已经改变了台湾大众对服务业的传统偏见。麦当劳提供奖学金，资助成绩好的工读生，重视“家庭、教育和环境”的形象，仍是公司市场营销的重要基础。在1994年的年中，有超过200个分店的经理来到美国汉堡大学，接受从食物生产到市场营销的培训。很多经理是从基层提拔起来的年轻人（麦当劳的员工达成共识：努力工作就能获得提拔）。而在美国的经验将有助于他们未来工作的升迁。为了提升社会形象，麦当劳还进一步打算在台北最奢华的酒店组织经理层开展关于食品卫生的研讨会。

大量青少年在麦当劳打工，从而拥有了更强的消费能力。上一代人（比如我）的经济来源往往依赖于父母，但新一代的年轻人则有余钱自己购买衣服、娱乐产品、音乐和饮食。在打工收入的基础上，他们和朋友一起外出就餐，这些行为和成年人一样，推动了青年一代的社会化。甚至七八岁的孩子也适应了在餐厅吃饭，习惯了西式的进餐礼仪（如使用餐巾和刀叉等）。一个工薪阶层的中年男性告诉我：“快餐塑造了年轻人的口味。现在，要是全家出去吃饭，家里就会起争议。我们老一辈的还是想去中餐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