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斯·马尔克斯·梅希亚和特兰基丽娜·伊瓜兰·科特斯经济收入丰厚，又只有三个婚生子女：胡安·德迪奥斯、马加里塔和作家的母亲路易莎·圣地亚加，在平和的团结的人们构成的一个群体里享有良好的个人声誉和职业声誉。他们似乎在衰败的乡村气息浓厚的巴兰卡斯找到了可以平安度过壮年和老年时期的福地。可是，八年之内，“千日战争”以及尼古拉斯与梅达多的决斗如同两场中世纪的瘟疫降临到他们头上，打碎了他们和平生活的计划，把外祖父变成了一个十分内疚的愁眉苦脸的人。他的故事将要在30年以后成就他的在阿拉卡塔卡出生的外孙的文学命运。

幼年的加夫列尔和外祖父走在阿拉卡塔卡的街道上，或者穿过香蕉种植园去圣玛尔塔雪山下的溪流里洗澡的时候，听外祖父讲述许许多多关于战争的奇闻逸事，逸事开始于1899年10月17日，自由派领导人拉斐尔·乌里维·乌里维乌里维（1859-1914），哥伦比亚军人，自由派领袖。、本哈明·埃雷拉和加夫列尔·巴尔加斯领导一场反对腐败和专制的“复兴派”保守政权的武装斗争，当时，这个保守政权由80多岁的马努埃尔·安东尼奥·桑克莱门特执掌。

哥伦比亚的历史同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一样，是以内战为标志的，甚至从哥伦比亚作为共和国诞生以前的时期起就是这样。第一次内战发生在独立前六年的1813年，它标志着1810至1816年这段被称为“傻子祖国”时期中最激烈动荡的时刻。中央集权制和联邦制这两种国家模式之间的冲突，是整个19世纪期间哥伦比亚所经历的20场全面的或局部的宣战的或不宣战的内战的共同根源。很明显，中央集权派与联邦派的斗争所掩盖的，归根结底是两种社会模式之间的冲突。一种是守旧的地主和农产品出口商所维护的由殖民时代的垃圾构成的保守的反对进步的社会，一种是新生的工商资产阶级所支持的自由、反对教权和拥护法国启蒙运动的社会。

从19世纪下半叶起，在一场又一场的战争中，哥伦比亚社会各阶层和集团不断经历政权的更迭，在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政治组织中相互影响，直至达到“复兴政权”这个两党的大联合。通过这个政权，自由－保守联盟的上层社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操纵国家机器，排斥并凶残地镇压反对党派和集团的任何反对行为。

“复兴政权”以独立的自由派人士拉斐尔·努涅斯努涅斯（1825-1894），哥伦比亚政治家，曾任三届总统。和民族主义保守派人士米格尔·安东尼奥·卡罗卡罗（1843-1909），哥伦比亚著名学者、语言学家，曾任总统。为首。这是一个持续了30年的独裁政权。从1878年开始，它犹如一堵挡墙，阻止了激进自由派的联邦主张。这一派的建国计划在19世纪的哥伦比亚那样严重扭曲的社会屡屡被证明是行不通的。总的说来，激进自由派捍卫的是与中央集权对立的联邦各州的真正自主权，国家在工业、商业和教育方面的现代化，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分立，以及政教分离。他们构成了国家最进步的工农业资产阶级，他们是自由思想者和反教权者。相反，非法把持“复兴政权”的民族主义保守派和温和自由派，凭借1886年宪法和1887年跟罗马教廷签订的条约，操纵着一个严刑峻法的中央集权国家，把国家的经济利益置于外国资本之手，制定了给国民经济带来许多辉煌与灾难的咖啡单一种植政策，并且把公共教育重新交还给教会，从而使哥伦比亚再次笼罩在教会的精神教化与思想教化的阴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