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间这种令人亢奋的进步的种种表现，使人们无法一下子预见始于1928年12月屠杀香蕉产业工人以后阿拉卡塔卡所经历的非常惨痛的衰败。然而只需稍微揭开社会表皮就可发现，那种进步的隐秘本质里悲剧多于福分，所以问题并未解决也未减少，而是累积起来了。这样，到了大屠杀那年，失业这种沉疴，极端贫穷化、居住极端拥挤、酗酒、卖淫、结核病与性病等，与异己的香蕉贸易好的一面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于是，由发源于俄国的时髦风气煽动起来的工会领袖们出场了，罢工的导火索点燃了。这场罢工必然既悲惨又值得纪念——主要因为它将会吸引将近两年前出生的一个儿童的情感与想像。

这场罢工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官方在离奇的统计中所变的戏法：政府只承认9人死亡。而目击者和幸存者一直说有数百人。米格尔·阿瓦迪亚·门德斯的保守派政权的卑鄙无耻的态度，在群众的记忆中起到了发酵剂的作用，这不仅由于它增强了对政府由来已久的厌恶，还由于它把官方公告中的9名死者增加到3000名。

死者的数目或许永远无法确切地知道了，但是可以完全肯定地说没有9名那么少，也没有3000名那么多。比较接近事实的说法是几百名。国内各家报纸收到官方公告之初发表的数字很不一致，可没有一家报纸登载的死亡人数少于100。巴兰基亚的《新闻报》称“100人死亡”；波哥大《观察家报》讲“死了1000多人”；其他报纸有说300的、1500的、3000的。自由派领导人豪尔赫·埃列塞尔·盖坦在国会讲“数百名死者”倒在“杀人霰弹下”。美国领事的一份多年以后公布的报告指出:“死者逾千人。”罢工的主要领导人爱德华多·马埃恰在国外的流亡地肯定说死于军队之手的人数为“200多”。64年后，加西亚·马尔克斯本人为使统计数字不再乱上加乱，推心置腹地说:“起初我相信死者很多，有几千人的说法。可是当我发现卷宗上的统计数字是‘7’的时候，我问自己：死了7个人能说得上是大屠杀吗·于是我便拿一串串香蕉当死人往火车车厢里装，因为7个人是装不满火车皮的。于是我在小说中讲大屠杀死了3000人，我将他们抛入了大海。从来没有这种事情。这是虚构。”这是人民的虚构。作家一如既往，正确地把现实的谎言与夸张变为虚构的真实，因为《百年孤独》的出现重新掀开了哥伦比亚历史上最惭愧的一页及其虚假的统计。自1967年起，大多数哥伦比亚人开始谈论马格达莱纳省香蕉园的3000名死者，这也是孤独至死的何塞·阿卡迪奥第二《百年孤独》中布恩迪亚家族第四代传人，大屠杀的幸存者。在马孔多宣扬的数目。

可是，这个数字又有可能不单单是群众记忆中报复性的夸大，抑或加西亚·马尔克斯想像的夸张，尤其是注意到下列事实的时候：1928年12月6日，谢纳加火车站的大屠杀之后，卡洛斯·科尔特斯·巴尔加斯将军的士兵分散到普韦布洛比埃霍、塞维利亚、瓜卡马亚尔和阿拉卡塔卡，在这一广阔的地区持续三个月的恐怖中，搜捕和枪杀一切有罢工者嫌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