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妈妈走进房间，递给他一张医科专业申请表。她做得对极了，就像她以往一样。当他一步迈进卡洛琳斯卡医学院的医学专业，就知道自己终于到家了。在他最终修习心理学专业的时候，虽然不愿意承认，但内心清楚地知道，医生职业对他是再适合不过了。等待社会管理局颁发医生执照期间，他需要从事十八周的社会公共服务。在这一工作结束后，他为无国界医生组织工作，去了索马里摩加迪沙以南的基斯马尤。在战地医院的那段时间里，工作强度很大，仅有一些瑞典淘汰的医疗设备、60年代的X光机、过期的药品、撤销的医疗机构提供的锈迹斑斑的病床。在索马里，他第一次遇到了遭受重大心理创伤的患者。那些失去了游戏兴致的孩子，感情是那么的淡漠；那些被迫无声地目睹了可怕罪行的青年；那些苦难深重而说不出话来的女人，她们逃避地微笑，从不肯抬起目光。他感到他应该去帮助那些饱受侮辱的人，帮助那些走出磨难后仍然深陷其苦的人们。

埃里克回国之后，在斯德哥尔摩学习了心理康复治疗专业。但直到他开始钻研创伤心理学和灾难心理学的时候，才接触到各种有关催眠的理论。催眠术最吸引他的地方就是其快捷性，心理医生能够很快地接近创伤的根源。埃里克意识到，如果人们想要治疗战争或者自然灾难的受害者，这种快捷是无比重要的。

他通过欧洲临床催眠学社团获得了有关催眠的基础教育，很快就成为临床和实验催眠学社团、欧洲医学催眠学委员会和瑞典临床催眠学协会的成员。他多年来一直与美国儿科医生卡伦?奥尼斯保持着书信交流，卡伦?奥尼斯医生那一划时代的方法——对患有遗传疾病和受到疼痛困扰的孩子实施催眠术，至今令他印象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