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犹太人，最本能的联想大概是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吧。而在我，犹太人则是拥挤的地铁车内戴着深度近视镜、穿黑袍、顶黑帽、手不释卷的读书人。晃动行进的车厢里，视线渐渐模糊了。迷迷蒙蒙之中这读书之人开始变化起他的轮廓来：捧着《伦理学》和《神学政治论》的斯宾诺沙，吟诵着美妙诗行的海涅，沉思在精神分析世界里的弗洛伊德，为资本主义把脉的马克思，宇宙之谜的揭示者爱因斯坦，形上世界的向导马丁·布伯，人类困境的预言家卡夫卡，宽厚的人文主义者斯蒂芬·茨威格……延绵不断的“书的民族”！

书的民族

犹太人与基督徒在《古兰经》中被先知穆罕默德称之为“书的民族”（Peoples of the Book）。所谓书自然指的是那部异常古老的“书之书”——《圣经》。此后，“书的民族”这个朴素得再也不能朴素、荣耀得再也无可荣耀的称谓，几乎完全成了犹太民族独享的同位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部犹太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书与剑”的恩仇史。

犹太教的律法书《塔木德经》（Talmud）中有言：“书与剑自天国而降。全能者说：恪守书之律法者将从剑下得救。”书是犹太民族伟大的庇护者。当一柄柄渗着冷漠、敌意乃至杀机的种族之剑亮出寒光的时候，是书（广义的与狭义的）聚集了生命的力量，在人性荒野中为浪迹四方的世界旅人造起了一座座遮风避雨的屋顶，立起了一堵堵温馨、忠诚的高墙。书的生命即是犹太民族的生命。书不朽，因而“书的民族”不朽！

翻阅着整整50卷的《犹太书籍年鉴》（Jewish Book Annual），心中禁不住这样惊叹。一个无论走到哪里，都忘不了珍惜自己的生命之根的旅人。

半个多世纪以前，为在美国这片土地上阐释与普及犹太民族的精神遗产、守护丰饶的精神家园，犹太人成立了“犹太书籍协会”（Jewish Book Council）。在“全国犹太人福利会”（National Jewish Welfare Board）的慷慨支持下，该协会发起了各种以推动阅读犹太人书籍为中心的活动，如“犹太书籍团”等，并定期出版书评、书目等引导性刊物，其中最有影响者要数《在犹太人书的土地上》和这生命之流绵延至今的《年鉴》。它自1942年问世以来，年版一册，册分英、希伯来、意第绪三语分部，平精同出，中未间断，至1993年出版了整整50卷。

所罗门·格瑞采（Solomon Grayzel）在1945~1946年的第四卷卷首引言中，点明了阅读犹太人的著述在整个犹太民族的重建过程中所起的重大文化作用：“犹太人的书籍是我们的过去与我们的现在之间，是我们自己的小区与世界其他犹太人的小区之间，是操英语的犹太人与以希伯来文和意第绪文滋养其精神的犹太人之间沟通的文化精神桥梁……当然，我们的责任不能到此为止。不仅仅是出于对犹太精神的残酷仇敌的蔑视，不仅仅是出于对千百万死难者的悲哀，更主要的是，出于对我们伟大的文化传统的信念与爱，我们，身在美利坚的犹太人，必须高举起理想主义与精神的火炬。”

50卷《年鉴》保存了大量的回忆性散文、提要性书评与书目，内容涉及古今犹太民族精神文化的许多重要方面，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其中我最感阅读兴趣的是一篇篇涉及书籍掌故的书话之作。从这些书话中，我体验到了“书的民族”对书籍的深挚的爱。

西塞尔·罗斯（Cecil Roth）以一篇题为“犹太人对书籍的热爱”的短文，在第二卷中勾勒出一幅“书的民族”的生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