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鲁迅说的是对的，任何人都生存在一定的条件之下，自由是在一定条件下的自由，在这个意义上，“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另外，正因为任何人都在社会给予的条件下生活着，如果谁能突破社会给予的条件，说话、做事“不属于任何一面”，他不是怪人，就是滑人。张学良在晚年口述历史时，地点是在台湾，窗外是国民党的特务，大门外是国民党的宪兵，但他在屋内对着录音机，大谈国民党打不过共产党是因为失去了民心，之所以国民党跑到台湾来，是因为老百姓被逼到共产党那边去了，大陆老百姓不要国民党了；在谈到“九一八”事变时，他说不抵抗命令是他下的，与蒋介石无关，大陆人说蒋介石给他下了不抵抗命令，这是共产党为他解过。很显然，按照鲁迅的标准，张学良“不属于任何一面”，当属“怪人”之列。

张学良是个“怪人”，他的“心”离“圣”人不远，因为他“贱己”、“轻功”、“渺名”。

常人之心离“圣人”较远，难懂“圣心”，所以，“怪人”容易被误读。

如何读懂“怪人”心？

接近“怪人”，对“怪人”进行“心灵考古”，到“怪人”心中去找何以“怪”。

张学良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的一颗“流星”，他在滑过20世纪政治星空的8年瞬间里，数次改变中国的发展方向，此后便是半个多世纪的沉寂。当他再次出现时，已是垂垂暮年，但他奋力用人生最后的一点能量释放成一部100多万字的口述历史。他以惊人的记忆力把滑过星空时的瞬间、沉寂后的长段空白，包括一些只有他才知道的历史细节、亲身感受讲得活灵活现、真真切切。任何一个人，在离开这个世界前还能从容地把自己的人生追忆成百余万字的“口述”，都堪称一种奇迹，何况他不是普通的老人。他是专以创造奇迹著称，“数以言事动朝廷”，“不属于任何一面”的“怪人”；“怪人”的口述记录的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喜怒哀乐，也是整个20世纪中国跳动的脉搏。

历史由两部分人完成：创造历史的和书写历史的。杰出的历史作品主要由两种材料构成：“死”的真实和“活”的语言。在这个意义上说，张学良口述历史是一部杰出的历史作品，他用鲜活而极具个性化的语言复活了“死”的真实，而且是创造历史的人参与书写历史的典范。严格说来，张学良口述历史是史料，而且是尚待整理的史料，用什么方法来整理？傅斯年曾说：“假如有人问我们整理史料的方法，我们要回答说：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傅先生将史料分为两种，将“未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称为直接史料，将“已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称为间接史料。笔者根据傅先生的定义，以“直接史料”张学良口述历史为底本，与其他记载作一比较，为行文方便，把有违张学良本意的解读称之为“误读”，并对“误读”的原因和怎样“正读”略陈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