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最要紧的人是约瑟夫·普赖德。”

张学良回忆：“自个儿想啊，我年轻时候，影响我的人很多，主要还是受青年会里的人影响比较大。大概可以这么讲，我认识的人，可以说是很复杂，什么来路的人都有，但在青年会里认识几位朋友，都很有思想，而且几乎是终身朋友啊。”

在这些朋友中，“对我最要紧的人就是约瑟夫·普赖德（注：约瑟夫·普赖德（1886—1980），美国宾州人。曾任奉天基督教育青年会牧师、总干事。1922年，协助张学良参与调停第一次直奉战争。）（Joseph Platt）。这个人，没有贵族思想，他不但是平民思想，我那时候很不愿意做阔少爷，他对我比较同情。”

普赖德是一个“极端和平主义者”，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因反战而入狱，出狱后致力于基督教青年会工作。1918年任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在青年会，我受西方传教士的影响，超过本国师友。”最要紧的人是普赖德。为了纪念普赖德，张学良将自己的英文名字称为Platt。张学良评价他是一个“guider”，引路人、指导者。“那时年轻，不怎么谈政治上的事情，主要是谈些思想方面和学问方面的问题。他给我讲一讲美国的历史故事，谈谈美国过去有名的人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谈学习上的事儿，留学呀什么的。”“青年会不是就他一个干事，还有一个英国人，但我跟Platt最接近。我的思想受他的影响相当大。我有些活动都是从青年会来的，参加游艺会啊，赈灾捐钱啊，都是受他影响。我那个时候很不愿意做阔少爷，想离开我的家庭，Platt他赞成我的想法，并希望我到美国去读书。”

如果放眼张学良的百年人生，张学良在青年会的这段经历，可视为他人生中一个重要的思想驿站。此前，他所接受的知识和影响，主要来自于历史传统，即儒道释思想，参加青年会后，他吸纳了许多历史传统中所没有或不清晰的思想。

从张学良以后的思想发展脉络看，他凡事愿与西方对比，并在对比中寻找自己国家的不足；他积极推进东北现代化建设，从政治、经济、军事到教育都极力效仿西方；他积极主张和平主义，反对战争。除思想有了进步外，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如网球、高尔夫球、篮球、骑马、射击、桥牌，有的玩得很精。自己会开汽车，驾驶飞机，也爱冒险，如1927年在保定光园试摩托车，掉入池塘，把在场的杨宇霆吓得说不出话来。娱乐活动他最爱跳舞，虽军务倥偬，也抽时间跳舞。（注：溥杰：《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1921年，结识了风尘女子谷瑞玉，养为外室，1927年资遣了她。不难看出，张学良在踏入社会以前，他的思想、为人及生活方式都带有相当浓厚的西方色彩。“青年会里的朋友们给予我的鼓励、教诲，启发了我一个信念——我可以做些事情，我应该献身于社会，我应该为我的国家尽一份力量。”

由此观知，张学良的人生有了成熟的迹象，思想中多了一些现代的元素，观念里渗进了一些西方的因子。但张学良的内心深处仍然充满着矛盾与孤独，仍然没有挣脱传统礼教的束缚。他厌烦社会的动荡，渴望和平安宁，向往平等自由，他想完全自主地按照自己的设计为国家尽一份力量。

“有一段时间，我立志学习制药，后来又很想学医，想当名医生。……可我父亲他不说同意，也不说不同意，也不说反对，就是不吱声，不表态，那我就没法子了。实际上他想让我当军人。可我实在是不想当军人。我现在常常说笑话，我说，我原来本想做一个‘唯恐伤人’的医生，结果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当上了‘唯恐不伤人’的军人。”

尽管在青年会时张学良内心受到新思想影响，与和平的理想、自由独立精神产生了强烈共鸣，但“父命难违”的传统力量使他“本非所愿地还是成了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