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现在被解除了武装，不让它搞，一旦它恢复，它还一样。

在日本把他们10个人（甲级战犯）都入到那个靖国神社，可以看得出来，日本还是一个侵略国家。

——张学良

在民国人物中，与日本有过接触，且关系复杂者很多，但像张学良这样一生荣辱皆与日本密切相关，除了张作霖以外，恐怕鲜有出其右者。也正因为如此，他对日本国家政治特性、侵华日军野性、武士道精神等的理解和认识要比同时代的其他人更加具体，也更为深切。

早年，他通过赴日考察和目睹日军在东北的种种暴行，对日本有了感性认知，日本令人恐惧的心理占有重要地位；主政东北之后，在与日本进行外交斡旋的同时，悄悄地效仿日本，整军经武，强军富民，以敌为师的思想不断闪现；“九一八”之后，尤其是从欧洲归来，对日本的看法逐渐趋于理性，只要中华民族团结抗日，日本必败的“抗日观”最终形成；晚年，他特别关注日本将侵华战犯移入靖国神社一事，提出了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忠告。他对日本的认识经历了“师日”、“恨日”、“抗日”、“防日”的复杂发展过程，并且，感性与理性、判断与实践常常处于交集状态，但“恨日”、“抗日”是其主线。其日本观形成的曲折过程，折射出近现代中国人的日本观特征。当然，受其国家观影响，他的日本观也曾一度陷入误区，造成“九一八”之前对日本发动战争的判断失误。

张学良对日本的看法，既不是来自他人的灌输，也不是从书本中所得，他长期生活在被日本包围、逼迫、威胁、利诱、恐吓、压榨之中，他的父亲张作霖是被日本军人炸死的，他的儿子张闾琪死在日本人的诊所里，他指挥的军队被日本赶出了东北，他的家乡被日本占领了14年，他因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戴上了“不抵抗将军”的帽子，他被囚54年，也可以说是因为日本，没有日本侵略东北，就不会有西安事变，没有西安事变，他自然也不会被囚。正如他自己所说：“我自己的整个毁灭是出于日本。”（注：张学良：《接见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记者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