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中奏折》的真伪问题，已成为中日关系史上的一桩历史公案，中日两国的政治家、学者对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注：《田中奏折》，原件称《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于1929年末经南京《时事月报》披露以来，其真伪问题一直争论不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除日本前外交官森岛守人、重光葵等著文否认其存在外，20世纪60年代中叶以来，日本一些历史学者发表文章认定《田中奏折》是“伪物”。中国史学界从70年代末开始，有不少学者认为《田中奏折》原始抄件来自日本，“伪造”说不能成立，也有论者强调《田中奏折》是“伪件”。日本一些学者声称这个文件是中国人伪造的，主要的说法有三种：一是稻生典太郎的“奉天辽宁国民外交会”日本通“伪造”说（稻生典太郎：《围绕〈田中奏折〉的二三问题》，载日本国际政治学会：《日本外交史诸问题》（一），1964年版，第87页）；二是高仓彻一的中共“伪造”说（参见高仓彻一编：《田中义一传记》下册，东京1981年版，第668—671页）；三是秦郁彦、王家桢、蔡智堪“伪造”说（日本《产经新闻》1984年8月15日）。还有一说，即苏联情报机关的“杰作”说（日本《产经新闻》1999年9月7日）。上述“四说”只是说，至今未拿出任何相关的证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日关系研究专家沈予先生曾于1995年撰专文考证《田中奏折》之真伪，此文发表在《历史研究》杂志上。沈先生称：《田中奏折》是地道的“日本造”。这样论断，可以铃木贞一本人在1940年和战后的两次谈话作为依据。铃木贞一谈话不仅是“东方会议的内幕史”，而且详尽、具体地揭示了“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方案炮制的经过和真相。它为人们一直困惑的《田中奏折》的来历问题提供了明白无误的答案：《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原件是日本官员森恪、铃木贞一和吉田茂等一伙人炮制的，是地道的“日本造”。）1929年在日本召开的讨论所谓满洲问题的第三次太平洋会议上，中国代表阎宝航首次散发了一份名为《田中奏折》的文件（注：把《田中奏折》在国际范围公布出去的是阎宝航。阎宝航，字玉衡，辽宁海城人，当时是辽宁省国民外交协会常务委员会主席。1929年10月28日起至11月9日，第三届国际太平洋会议在日本西京（京都）召开。东北方面派阎宝航为代表参加。阎把《田中奏折》由中文翻译成英文，在预备会上分发给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各国代表，遂引起会议代表强烈反响和震惊。1929年12月，在南京的《时事月报》杂志（第1卷第2期）上公布了中文版《田中奏折》，这是国内最早公布的媒体。），指证这是东方会议后田中义一上奏天皇的奏章（注：东方会议：1927年4月田中义一组成政友会内阁。6月27日，张作霖出任中华民国（北洋政府）陆海军大元帅的第九天，田中在东京召集外务省、军人、驻华公使、总领事举行一个讨论对华政策的会议。这次会议决定了对中国强硬的侵略方针。根据这一方针，后来导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和伪满洲国的建立。）。该奏折表明，日本企图征服满蒙，进而征服中国，最后征服全世界。由于其内容不仅说中了军国主义分子的欲望，而且也与其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过程大体吻合，所以许多人对此深信不疑。但是，日本学者一般都否认《田中奏折》是东方会议后田中义一上奏天皇的内奏，也有中国学者倾向于田中奏折并不存在。（注：参见邹有恒：《“田中奏折”真伪论》，《外国问题研究》199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