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说那篇奏折是他本人在东北时获得的，张学良是怎么获得的呢？《田中奏折》出笼后，曾遭到日本反战派人士的抵制，他们努力使这一阴谋公之于世，希望用世界舆论来阻止日本军阀发动对外战争。中国政府和爱国进步人士得知有《田中奏折》后，便千方百计谋取这一秘密文件并公布于世。其关键人物就是张学良、蔡智堪（注：蔡智堪（1888—1955），台湾人。成年后赴日经商，结识许多日本政商人士。蔡在《我怎样取得田中奏章》（香港《自由人》1953年8月29日）中具体而细致地回忆了该事件的全过程：东方会议后，田中密奏即有所风闻。“1928年4月的一个星期天”，蔡在私寓宴请客人，“下女送上沈阳寄来小包邮件，打开一看，乃系大饼（点心）一枚”。“席散后剖饼视之，得王家桢手书……云：‘英美方面传说，田中首相奏章，对我颇有利害，宜速图谋入手。’”蔡于是决计“运用国民外交技术，利用民政党和政友会的矛盾”，取得这一文件。前内务大臣、民政党顾问床次竹二郎表示：可以协助蔡“利用这个机会以谋取田中奏章”。同时，元老派也反对田中“武力外交”，“认为田中吞并满蒙政策，终将激起军人革命，危及天皇万世一系，正急于破坏田中政策”。经过床次联络，蔡智堪终于得到反对田中政策的内大臣牧野伸显的支持。“民国十七年六月某日的一个夜间十一点五十分，我携带皇室书库专用的黄色册皮大小型三四十张，绿色锈线数团，银锥三支，大小针一包，扮作一个补册工人……”“田中奏章系用日本内阁奏章专用的‘西内纸’精缮而成，共六七十张，奏签‘田中首相奏章’。我将碳酸纸装铺原件上，用铅笔以描出。”“费时两夜”抄完。）、王家桢。当时任张学良东北保安司令部外交秘书主任的王家桢（注：王家桢：《日本两机密文件中译本的来历》，《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襄助张学良“办理对日外交事宜”，着力收集日本政情资料。据王回忆“这年年尾（1928年）前后，我们的驻东京办事人（蔡智堪）……分批给我寄来一些文件”，这“就是由政友会新选出来的总裁田中义一大将在大连（东京）召开东方会议的一部分会议秘密记录，经整理后以奏折形式奏呈日本天皇的，我就给它起名为《田中奏折》”。1929年春译出后“面呈张学良”。（注：王家桢：《日本两机密文件中译本的来历》，《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

张学良是最早知道《田中奏折》内容的中国人之一，《田中奏折》的主要内容是针对中国东北的，尤其在东方会议上有一项重要内容讨论得最为激烈，即如何处置张作霖。关东军方面的意见是：策划东三省自治，敷设新铁道，若张作霖对此支吾搪塞，则“推举帝国以为之适当人选作东三省长官”，如“有拒绝我之对满蒙政策之实施，则断然排斥之，必要时准备使用武力”。外务省亚洲局长木材锐市认为，仅利用张作霖一人乃短识之见，宜选择合适的人物取代张作霖。东方会议最后的结果形成了文件《对支政策纲领》。其要领为：（1）满洲是关系日本国防及国民生存之重大利害地区，在满蒙“如有侵害我特殊利权地位之时”，则须“不失时机地采取适当的措施”；（2）在中国本土则在支持“稳健分子”（注：“稳健分子”系指蒋介石。蒋发动“四一二”政变之前就得到日本方面确认。当时还在外相任上的币原，命令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与蒋接触。矢田通过中介人黄郛与蒋接上头。密谈后，蒋不仅痛快地答应了赔偿日本在“南京事件”中的一切损失，而且还趁机向矢田透露了自己准备整肃共产党的决心和计划。）之同时，镇压“不逞分子”，并决心对在华居留地实行现地保护政策。“稳健分子”指的是蒋介石，“不逞分子”大概指的就是张作霖等人了。东方会议不久，张作霖即死于日本军人之手。张学良对《田中奏折》不能不重视，对其条文做了仔细研读。田中在奏折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