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他的口述历史充满了宗教情怀。

“我也是受中国旧教育，儒家教育的。”年轻时在中国传统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张学良，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而在强烈的历史使命感的精神寻求中，他在晚年仰慕基督伟大的人格和崇高精神，耶稣成了最终追求的精神楷模。

他在口述历史时极力赞美基督是正义的化身。“日本失败，日本投降了，那我心里很安定，我没有什么。我自己总想圣经上讲的两句话，‘申冤在我，报复在我。你不必为失去抱不平。’那么我就想，日本所得到的什么，两个原子弹，这不是申冤在我，报复在我？谁能让日本变成原子弹实验场，死了那么多人，谁招的呢？自己招的。谁主张，那是上帝主张，谁能做得到呢？怎么两颗原子弹都投到日本，日本死几十万人，所以，申冤在我，报复在我。何必呢？我们人做不到的事情，那么神，他的能力比我们大很多，谁给他做参谋，没有。谁能指挥他呢？我们人哪，做人哪，就是本着我们良心，问心无愧。”像这样赞美正义的话语在张学良口述历史中比比皆是。

他在口述历史时或赞颂宗教式的牺牲精神或以宗教的牺牲观念自喻。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典礼后，全体中委在门前照例合影，汪精卫突被爱国青年孙凤鸣连击三枪。枪响时，人都跑了，独有张继和张学良上前擒捕刺客。张学良晚年口述历史时对此慨叹，“我在法国，有一次，看见刺客枪杀一位亲王。枪一响，那些警察、老百姓都向前跑，去抓那个刺客。而我们中央党部那次刺杀汪精卫时，枪一响，人全向后跑了，刹那间人就没有了。”回忆西安事变时，他提到宋美龄对他的评价：她说，“西安事变不要钱，不要地盘，要什么呢？要去牺牲。”“所以蒋夫人对我很好，很了解我。她说我是Gentleman。”他以宗教的牺牲观念自喻，以宗教的情怀解释自己以往的行动，以此呼吁人们燃烧自己，温暖他人。

他用以德报怨的宽恕精神来化解个人恩怨。无论是中国的儒家、佛教，还是基督教，都教人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态度对待他人，以宽恕的胸怀原谅他人的过错，以博大的爱心化解恩怨情仇。在此影响下，他以回忆的方式奏响了对宽恕精神的赞歌。他对监管他的特务们宽容。“他也是受命令所做的，我得原谅他。他也是很为难，很为难。一方面，他要不要得罪我，一方面他还要达到任务。”他对不理解他的人宽容。“我向来什么事情，尽到问心无愧就完了，旁的我不管。我不但不管，我还要原谅别人。人家也是人啊，人家不能像我一样傻瓜，人家不能不为自己打算打算。”他对治他罪的人宽容。“我去南京，可以把我枪毙，也应该把我枪毙，……不管西安事变怎么样，那不说，我劫持长官。”

在命运的播弄面前，他以宗教的胸怀，宽以待人，他用一腔的真诚热烈地讴歌着宽恕精神，呼唤着崇高。

在对宗教人格进行赞颂的同时，他以宗教忏悔情结所内含的批判精神为武器，对自己的灵魂进行了拷问，对宗教的阴暗面进行了挞伐。如他说：“我这个人放荡啊，我不愿意受拘束。”“我没有女人差不多我不能活啊。”纪晓岚的一句话“影响我很大，他说‘生我的我不忍，我生的我不淫，其余无可无不可。’”“我这一生啊，没有坏的事情，就这个事情乱七八糟的。所以我跟我的部下，部下太太不来往。一个是我躲避嫌疑，一个是我这人乱七八糟。”他以自我反省的方式，忏悔着情欲的迷狂，以自我晾晒的方式鞭挞着灵魂的丑恶，这种不留情面地自我解剖，恐怕在所有民国要人口述历史中是绝无仅有的。他还对有些基督徒的虚伪进行了挞伐。“别认为基督教徒都是好人，基督徒也是人，他也有野心。……他一样的犯罪，他说不犯罪只有耶稣基督一个人。”

他还对来华的传教士进行了揭露，说有些传教士就是为了钱，不给他钱，他也不会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