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里，他说：

生命何以必需继续呢？就是因为要发展，要进化。个体既然免不了死亡，进化又毫无止境，所以只能延续着，在这进化的路上走。走这路须有一种内的努力，有如单细胞动物有内的努力，积久才会繁复，无脊椎动物有内的努力，积久才会发生脊椎。所以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

一个颠倒了的价值观，须要用新的逻辑把它颠倒过来，这才能合乎近代以来的社会潮流。但做到此点，不是毁掉人情与人性的美，而是继续这种人情和美的精神。而那手段，则是文化的改变，以诚与美的精神为之。他认为做到此点，首先是“爱”，“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爱”与“牺牲”，在鲁迅看来是建立新的道德伦理的条件。而实施这新道德，鲁迅谈到了以下三种看法：一是理解，二是指导，三是解放，这样才能够把中国文化引向另一个天地。

鲁迅谈论这样的话题的时候，显得有些天真，乐观的预言压倒了先前的惆怅。这个语境里的思想，除了进化论的痕迹，大概还有易卜生主义的影子。进化的结果一定是后起的好于以前的，而易卜生的思想则无疑是人道的与个性的精神的盘诘。中国旧道德，其结果产生了奴性的人格，这是可惜的。王得后在《鲁迅与孔子》一书里，对此分析得很透彻，他说：

王得后是看到了问题的根本的。鲁迅视野里的孔子遗产，在这样的层面上是远离现代人的需求的，个性潜能未得开掘，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

而这个缺陷都集中表现在生存的状态，以及汉语言的体系里了。

儒家文化演进中出现的奴性，导致了整个民族劣根性的产生。自然，中国的社会问题复杂，奴性的因素还残留在其他文化的形态里。奴性是统治者建立的文化辐射的结果，大众与士大夫，都在所难免。而且这一切都在日常文化里，似乎已经是视而不见的现象了。

鲁迅对奴性的敏感，是从自己的生命感受开始的。祖父的入狱和父亲的病且不说，仅自己在日本、教育部的经历，都有耻辱的记忆在。《灯下漫笔》写道：他的存款贬值后，很有些恐慌，后来听说钞票可以换回现银，虽折了大半，可是内心却还是欢喜。他于是自嘲地叹道：

自己就是一个奴隶，这是他感悟到的。所以当他写到阿Q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也隐隐可以感受到他对自己的拷问，谁能说这里没有他的影子？鲁迅说他对自己的解剖，不亚于对别人的讥讽，都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