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中国人的生存状态的评估是，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个看法，缘于奴隶性的视角，不是社会历史分析的视角。所以，有他自己鲜活的特点和感受。在这个基础上来理解他的思想，或许能够看到思想的一种逻辑过程。

我们可以把他的痛苦的抗争，看成摆脱奴隶性的选择，这是重要的。他对传统猛烈抨击的时候，看到了无趣的人生的无所不在。孔乙己如此，阿Q如此，祥林嫂如此，魏连殳也如此。大家都在这样的秩序里。

奴性的要害，是没有自己的独立判断，万事自欺，又去欺人。或者不妨说，是没有直面现实的勇气。他在《论睁了眼看》中写道：

这是从文人的角度得出的结论，或者说是批判文人的奴隶性。至于民众的奴隶性，则更为奇异，日常生活的一切，几乎都没有自娱的空间了。随想录三十八写道：

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这便是文化竞争失败之后，不能再见振拔改进的原因。

“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是对庸众宣战。除精神病学上的夸大狂外，这种自大的人，大抵有几分天才，——照Nordau等说，也可说就是几分狂气。他们必定自己觉得思想见识高出庸众之上，又为庸众所不懂，所以愤世嫉俗，渐渐变成厌世家，或“国民之敌”。但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所以多有这“个人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多福气！多幸运！

民众的精神被污染之后，思想是无法起飞的。他在小说里刻画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几乎全是如此。比如看客的形象，游民的形象，都是这样。这样的国民，也就造就了这样的政权。他们互为因果，陷在大的轮回里。这种对奴隶性的反感似乎有无政府主义的痕迹，可是他是带着诚与爱面对等级文化的。个人的高蹈与昏睡的国民间的对立，在其文本里造成了很大的张力。只要细细品味那些语言，就能够体会到这一点。

士大夫不行，民众也不行，那中国的文化真的万劫不复了。鲁迅后来意识到自己的思路存在问题，修正了一些看法。但这种修正隐含着对第三阶级的渴望，那就是既不属于士大夫者流，也非庸众者流，而是新兴的斗士。他和各种势力较量的时候，露出了中国人新的品性。一种全新的人格的力量，把旧文明里凄惨的存在颠覆了。

这里，尼采、托尔斯泰的选择，给了他很大启示。尼采是古文字学家，深知历史的隐含，对词语的敏感是强烈的。他故意以新的词采抗拒基督教文明，都有深的用意。至于托尔斯泰对宗教中礼仪派的偏离，也是寻找有生命热力的文章的渴望。鲁迅在接触他们的资料时，其实是意识到解放奴性语言的必要性的，那些也潜在地融入他的生命哲学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