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支撑新的语言的，不仅是词语的改变，还有艺术的参考。鲁迅从古中国的艺术里，其实也感到了奇异的存在。只可惜它们存在的时间过短，不久就消失了。鲁迅以为，要在表达上有新的精神，那就得有天马行空的境界。他从俄国作家和日本作家的文字间，就感受到别样的存在。他喜欢阅读那些外文，乃是其间没有奴态的缘故。

从其文本中可以看到，他喜欢夜枭的意象，愿意用坟的画面。至于地狱的鬼火，沙漠的风，都在其作品中呈现出美丽的模样。用粗粝的存在覆盖精细的言语，就把那些被污染的语言解放出来。他的文章不断和世故者捣乱，与柔媚的文人别扭，甚至与自己别扭。否定别人身上的奴态外，也否定自己的黑暗，剩下的也只有沙漠的存在了。死亡、沙漠、黑夜的出现，是对抗灰暗的勇气之举。他以审丑的方式撞击着丑陋的存在，却于此诞生了一种诱人的美。这里拒绝了乌托邦，也拒绝了象牙塔。于是我们在他的笔下不断看到地狱的暗影。可是这不是魏晋以后文学作品阴曹地府的形影，那里不断有岩浆的激流，在喷发着久久被压抑的洪流。1936年，他出版了亚历克舍夫《城与年》的插图，那个阴暗里射出的奇异的光，穿透了地狱般的门，引来的是不屈的亮色。这些唤起了鲁迅的快慰是一定的吧。冈察罗夫《伊凡诺夫短篇小说〈田野〉》插图，也有类似的意象，都是脱了苦楚的坚毅的精神之河的流淌。希仁斯基《凯勒短篇小说》插图，遒劲的光从暗处射来，死寂的世界便活动了身躯，不再是灰暗的样子。这些作品，都是挣脱奴性的伟岸之图，鲁迅期盼的新艺术，大概就有这样的因素。我们从他推荐的版画作品，其实也能找到其心灵的一种对应，他语言的元素是有那种意味的。

在鲁迅的整个艺术活动里，几乎都可以看到他对新艺术的期待，是走向自由之途的劳作。反抗奴性的艺术，才是摆脱苦楚的选择。我们在这个层面，才能够看清他的良苦用意。冯雪峰认为这是一种“傻子”的精神，恰因为是“傻子”，便有韧的战斗性，有和常人不同的地方。传统文人被深深奴化的时候，一是毫不自知；二是染上毒气，自己也有戾气在；三是逃离，自造一个幻境。鲁迅在无所不在的黑暗中，却有另一个精神在，明快、放达的词语也能在忧患中自如地喷吐。钱理群说，在敌意中的人易处于向“神”与向“兽”的十字路口，鲁迅却因自己的战士的身份摆脱了奴役之径的苦运。这是对的。鲁迅没有在受伤时退入到兽的世界，他越是在受辱中就越是表现出人性的纯净的美。只有战士才可以从奴性的世界走出，因为他们不惧流血和牺牲，这也是“傻子”意象的一种放大。

只有理解了“傻子”的精神，也才能够了解他何以有时不近情理，何以有多疑的地方，何以对怨敌一个也不宽恕，何以在死亡面前有大的欢喜。这些都是与奴性思维相反的存在。鲁迅一生致力于的恰是这样的选择。用郁达夫的话说，就是一种“刻薄”，“傻子”而“刻薄”，是多么悖反的精神。而这些如此完美地体现在他的世界里，这两种存在背后，诞生的却是爱意的暖流。郁达夫写道：

鲁迅的性喜疑人——这是他自己说的话——所谈到的都是社会或人性的黑暗面，故而语多刻薄，发出来的尽是诛心之论：这与其说他的天性使然，还不如说是环境造成的来得恰对，因为他受青年受学者受社会的暗箭，实在受得太多了，伤弓之鸟惊曲木，岂不是当然的事情么？在鲁迅的刻薄的表皮上，人只见到他的一张冷冰冰的青脸，可是皮下一层，在那里潮涌发酵的，却正是一腔沸血，一股热情；这一种弦外之音，可以在他的小说，尤其是《两地书》里面，看得出来。

郁达夫的看法，其实也应对了他另一句话：

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的一死，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

郁达夫的看法，是心灵深处流淌出来的真言，至今依然有鲜活的感觉。同代人对鲁迅的理解，后人未必有所超越。大凡欣赏鲁迅的人，对奴隶之苦都有所厌恶，鲁迅说出的恰是觉醒者的心音。巴金、胡风、丁玲内心对鲁迅的崇尚，延续的也恰是郁达夫式的感受。我们现在读王瑶、李何林、王富仁、钱理群等人讨论鲁迅的文章，也纠缠着相似的感觉。因了鲁迅的存在，才穿越了那个精神黑洞，阳光终于因为这样的穿越而照在我们的世界上。说鲁迅是借来光的使者，也并非不对。他在奴隶的国度里，写出了别一世界的骇世的诗文。这些，谁还能做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