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整个世界的知识分子都在向左转，资本主义的矛盾更多地显现出来。罗曼·罗兰曾把托尔斯泰当作教父，作为疗救欧洲精神的一个资源。纪德、罗曼·罗兰等提倡欧洲知识分子一体化，他们都是世界主义者。这些知识分子都在讨论灵魂问题、存在与虚无的问题、个人和国家的命运的问题，对于资本主义持批判的状态。这个时候，一些艺术家们开始从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或马克思主义、或神学、或尼采、或希腊文化里面寻找思想资源。鲁迅认为自己是一个旧式知识分子，社会上出现了一些问题要解决，他也要去寻找思想资源。

今天我们对鲁迅思想变化的理解往往是简化的，因为历史到现在已经有了结论。但是当时的情况太复杂。至于中国未来是什么样，走向何方，有着各种可能性。而鲁迅的译介，不仅是俄苏的，世界各国都有。他在思考各种各样的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在这个过程中，鲁迅对文学观的思考也更加深入。

孙郁：1928年，他开始和郁达夫一起编辑《奔流》。《奔流》第一卷第一期开始连载鲁迅所译《苏俄的文艺政策——关于文艺政策评谈会速记录》。在这部著作中，托洛茨基和布哈林讨论新生国家建立后，共产党要不要领导艺术。

托洛茨基认为无产阶级不能领导文艺，共产党不要干涉文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要靠知识分子，但知识分子是不能干预的。鲁迅很长一段时间相信托洛茨基的一些观点，直到晚年他受到瞿秋白和冯雪峰的影响，才对托洛茨基有些微词。但他的整体的文学观还是受到托洛茨基的影响。因为他最早翻译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的章节，就是论述勃洛克的诗的部分，那种感悟的深和见解的深都给他留下很好的印象。

当时鲁迅是带着疑问看俄国人怎么讨论政府与艺术家的关系的。后来他又翻译了一本小说集《竖琴》，写的就是革命“同路人”的命运。鲁迅在《竖琴》前记中写道：“同路人者，谓因革命中所含有的英雄主义而接受革命，一同前行，但并无彻底为革命而斗争，虽死不惜的信念，仅是一时同道的伴侣罢了。这名称，由那时一直使用到现在。”这些“同路人”都参加过革命，后来遭到了挫折。他们都是远离家乡的知识分子，回到家乡后发现房屋、田地被没收了，妻离子散，一片萧条。

鲁迅为什么这样写？他觉得变化一定要产生革命，可是革命来了之后知识分子会怎样？鲁迅最关心的是这个话题。不是讨论革命是否必要的问题，因为革命已经产生了。那么革命到来了之后，知识分子怎么生存？知识分子怎么办？知识分子还能干什么？这些都是鲁迅这个阶段所思考的。

三联生活周刊：从1927年到1936年，鲁迅生命中最后的9年是在上海度过的。在这期间，他一直深处于论战之中。来到上海后，首先就是与“创造社”的论战。其中缘由是什么？

孙郁：1927年，创造社元老成仿吾挂帅，联合了刚从东京留学归来的冯乃超、李初梨、彭康等人，创办了一份新刊物《文化批判》，除了创作社及老牌的《创造月刊》，蒋光慈、钱杏邨等人又成立了“太阳社”，出版了《太阳月刊》。两个社团都提倡“革命文学”。

1927年鲁迅去上海，开始想跟创造社一起做点事情，联合起来，办杂志。因为他看到创造社的人很有反叛精神，很可爱。但是创造社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排他主义。他们认为自己掌握了真理，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结论性的思想。

于是创造社马上开始批判鲁迅，批判他只能写黑暗，没有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来照亮生活，说鲁迅已经过时了，称其始终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一切的行为是没有集体化的”，“不是革命的”，所以“目光仅及于黑暗”。郭沫若化名杜荃，撰文称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是“二重反革命人物”，是“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蒂)”。

鲁迅虽然一直认为自己是有问题的，但他认为创造社说的却不是自己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