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鲁迅认为自己有哪些的问题？

孙郁：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鲁迅都认为自己有问题。从1918年写《狂人日记》开始，他就一直想告别中国旧的读书人的气质。他厌恶，并想摆脱自己身上这些旧式读书人的东西。他通过翻译、办杂志来挣脱，但是没有完全成功。他认为自己身上的灰暗、焦虑以及旧的审美嗜好都是不好的。而自己的知识结构也存在缺欠。他不断翻译作品，其实是想弥补自己知识结构的不足。

三联生活周刊：鲁迅认识到自己身上还有旧文人的习气，他不喜欢，这种旧的东西具体来说是什么？

孙郁：比如说儒家的思想。他说自己除此外还受过庄子和韩非的毒，内心比较黑暗，看人的时候常常想到不好的一面。而和他交往很深的柔石就不是这样，柔石看人都看到很阳光的一面。所以他认为自己世故，他说“在中国成大事者，必有学者之良知与市侩之手段”。鲁迅很明白，“市侩”这个东西不是一般人都有的。他很厌恶自己的这种“市侩”。

三联生活周刊：比如他写小说《弟兄》，沛君、靖甫两人在别人眼里是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

然而靖甫突生急病，疑似猩红热，或未可救，沛君心焦之余，私心的一面显现出来。鲁迅也会在自私的层面去表达自己吗？

孙郁：周作人看过小说后曾经有一个评论，说鲁迅“大胆地暴露自己”。小说里写要是弟弟死了，他还想“家计怎么支持呢，靠自己一个”？但是鲁迅“自私”的背后有一种大爱，他冷的背后是炽热。这与张爱玲不一样。张爱玲站在阳台上看人看得很深刻，很精彩，但是别人的痛苦与我无关。鲁迅却觉得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他和耶稣、释迦牟尼有一点相似。他要度己度人，可是又不知道怎么办，只能是彷徨、反抗。他要寻找同路人，但有时候找错了。包括自己走的路未必全都走对，可是他一直在寻路的途中。

三联生活周刊：1930年3月2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领导创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鲁迅也加入了左联。左翼作家停止了对鲁迅的攻击，矛头一致转向对“新月派”如胡适、徐志摩、梁实秋为首的“资产阶级代言人”进行笔战。鲁迅也加入了左联，原因是什么？

孙郁：1927年他在广州看到了国民党的“清党”，对他的心理刺激很大。他认为国民党开杀戒是一种罪过。整个社会处于恐怖气氛之中。国民党还杀了很多左翼青年，包括和他交往很深的青年作家柔石。而柔石只不过就是翻译外国小说，他不烧、不抢、不骂人，人品极为善良就被杀了。还有很多文学青年突然间就消失了。

同时，国民党也在查封他们的作品，认为是宣传“赤色”。比如他们介绍俄国的梭罗古勃，那是一个有点颓废的个人主义作家，小说写得很好，革命到来后他贫困潦倒。作为一个读书人和知识分子，鲁迅感到痛苦和愤怒。他认为国民党一党专制，限制言论与思想的自由。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开始团结鲁迅。国共双方在文化、舆论、意识形态的战场上也在角力。当时国民党周围没有什么像样的文人，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的东西没市场，而左翼作家却很受欢迎。最早左翼作家是反对鲁迅的。后来中央看到鲁迅的影响力非常大，所以就希望把他统战过来。而鲁迅同情共产党，他有自己的政治选择。

于是他和几个年轻人一起加入左联。

当时五四时期那些文化英雄，除了陈独秀在监狱里，其他如胡适等都没有一篇文章描述国民党的血腥，知识分子中没有几个人敢于揭露现实。那些自由主义作家不写这样的内容，他们看到鲜血就逃逸了。虽然胡适也在“进谏”，但鲁迅却是以思想的“自我流放者”的姿态，直面残酷的社会现实。

三联生活周刊：这也是所谓的“十字街头的鲁迅”。

孙郁：他从象牙塔走向十字街头。他去揭露批判现实，所有的文章差不多都用笔名，只有出书的时候用的是鲁迅。在上海他用了将近一百个笔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