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英国人，但实际上更像是一个流浪者。我的父亲是一位外交官。由于他的职业性质，我们一直游走在世界各地，而我之所以最终成为一名记者，或许与此有关。我的母亲一直与死板的外交传统作斗争，而家中四个子女的需求也最终让她选择了作家这样一条职业道路。这些模式的重复是不是很有趣？我一直都知道我是想工作的，我想这也是我从我的母亲那里继承来的。但从本能上讲，我不想一周工作60个小时，我不想连陪伴孩子的时间都没有。1996年，我从东京搬到了华盛顿特区。在此之后，我从事过非全时工作、全时工作，也曾有过完全不工作的经历。在经过一番权衡之后，我最终选择了一份平均每周上班时间为30个小时的工作，成为了一名电视台记者。而其余时间呢？我完完整整地留给了我自己的四个孩子。克莱尔：

我一直都知道我是需要工作的。我的父亲是一名教授，他从来都不怀疑我们的能力。我的母亲是得克萨斯州一座小镇上的教师，她在我姐姐和我出生之后便辞去了这份工作。虽然我并不知道她是否为自己当时的决定而感到后悔，但在她在世的时候，她总是不断地告诫我们要拥有一份有意义的事业，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她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母亲，富于创造性，充满爱心，做饭裁衣，样样在行。我记得我每天都能够看到她，我希望自己也能够做这样一个母亲，让我的孩子时刻依靠，但我也希望拥有我自己的事业。在二十岁期间以及三十几岁之前，我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一名记者，先后在莫斯科、华盛顿以及其他地区工作过，后又转至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负责报道白宫事务。在此期间，由于没有子女牵挂，我觉得家庭完全是可以与工作兼顾的。在转到《早安美国》节目时，恰逢我第一次怀孕。突然之间，我发现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完全发生了改变。每次派驻外地采访时，我都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抵触情绪。虽然以前我经常接到类似的任务，但现在我怀孕了！在我最终勇敢面对这一问题时，等待我和NBC的并不是一个解雇与否的简单结果。公司的表现相当开明，而我也在它的帮助下最终也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工作角色。这本书讲的并不仅仅是关于我们的故事。我们在全国范围内采访了数十名女性以及她们的雇主，虽然她们的职业有所不同，但却与我们一样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我非常紧张。毕竟，以我多年的工作经验和能力而言，我从未想到自己会主动要求减少工时。”时任派斯博瑞公司（Pillsbury）销售经理的罗宾·埃勒斯回忆说。考虑到她所取得的业绩，公司准许了她提出的“虚拟办公室”的要求。但这只是第一步。对于埃勒斯而言，她还准备进一步降低自己的职位，以便将更多的时间用在孩子身上。

莎拉·苏洛瑟是弗吉尼亚一家能源公司的高管。就在她准备举家迁往纽约时，她突然得到了一个启示。“华尔街开出的条件就像是一个梦想，但在那时，我意识到这并不是我的梦想。”她最终放弃了华尔街公司提供的职位。在原公司，基于多年来的优秀业绩，她不仅仍担任高管职位，而且还获准实行弹性工时。这样一来，她便可以将更多的时间用在孩子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