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当我们同男性一样在职场上努力拼搏时，我们想的是什么？是什么让我们背离了我们的天性，让我们在残酷的公司结构中委曲求全？由于数百年来我们一直处于无权状态，所以我们更渴望追求社会地位和成就，当然还包括改变自身以及创造财富的能力（记住，我们只是右脑驱动）。而现在，我们依然拥有这些欲望。同时，在以男性为主导的职场丛林中，我们也拥有了一定的智慧，知道什么适于我们，什么不适于我们。即便一度万能的动力源（美元）也已无力与我们的新动力源（时间）相抗衡。我们发现我更喜欢“新的一切”。在有关家庭和工作的问题上，我们希望用一种合理的方式来定义我们的成功。

致力于家庭和工作场所研究的大型基金会之一斯隆基金的凯瑟琳·克里斯滕森解释说，这是我们的天性使然，我们原本就是这样。“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天生就喜欢做家务、做饭和购物。”她表示。对于现代女性在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克里斯滕森创造了一个新的名词：意义创造者（Meaning Makers）。“家庭中的礼仪和传统基本上是由女性培养和维持的。不管是孩子乳牙脱落还是举行生日聚会或重大家庭庆典，在女性看来，这都是她们所愿意做的。”克莱尔：

不知为何，我总是想能够和我的丈夫——一个不折不扣的现代人，一起分担照顾孩子的责任。我构想了一个后现代主义的乌托邦，我们彼此都有自己的事业，而为了家庭，我们在事业上都会做出同样的“牺牲”，共同承担抚育子女的责任。显然，这只是一个计划而已，因为当时我们的孩子尚未出生。不用说，这一终极的天才构想最终被现实所打破。在我们的儿子雨果出生8个月之后，我开始面临各种不可预测的工作安排。在再次被安排前往纽约之前，我已经连续多个星期处于焦虑之中。我们是不是应该再雇一个保姆？我是不是应该让我的丈夫从他的日程中挤出更多的时间，以便用来照顾家庭？后来我彻底改变了自己的想法。有一天，我正在家中陪伴雨果。他在地板上爬来爬去，而且还试图用嘴咬自己的脚指头，那种憨态可掬的样子令我捧腹不已。就是这样一个场景，使我突然意识到这远比任何工作安排都重要。这并不需要更多的帮手，甚至也不需要我的丈夫的参与。我享受与儿子在一起的悠闲时光，我想要的就是这种快乐的奢华生活。即便我的丈夫整天都待在家中，我觉得这也不是真正的解决方案。我希望过一种家庭与工作平衡的生活，我也需要这样一种生活。对我来说，这样一种认识是一种解脱，也是一种幸福。我必须把自己从公司中解脱出来。现在，让我们再回到具体的数字上面，因为与有关女性力量的统计数据一样，它们同样会让你惊讶不已。

工作与生活的冲突被认为是“高潜质、高素质”女性离职的首要原因。据哈佛商学院米拉·哈特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在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子女的女性毕业生中，有62%的人在仅仅毕业五年后便选择辞去工作或从事兼职工作。工作与生活的失衡将我们推向了辞职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