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就高尔基的《仇敌》和鲁迅的《祝福》交换了意见 。

在这过程中，我和尚钺先生就很自然地常常交谈对文学的看法。我们的谈话的焦点是文学的使命问题。我们就文学如何反映现实，如何推动社会发展的问题交换了很多意见。

尚钺先生说，文学是引导人类走向智慧的灯火。他经常说，机器推动生产的发展，文学则完成使用这种机器的人的人格。

尚钺先生以特别深厚的感情对待鲁迅和他的作品。他是鲁迅的文友，又是鲁迅领导的文学小组的一个成员。他在进行小组活动时写的短篇小说《斧背集》，得到鲁迅的好评。这篇小说写的是罗山地方的人民反对封建遗习的斗争。据尚钺先生的女儿尚晓援说，鲁迅读过《斧背集》之后，也表示过对这个作品的不满，说缺乏锐利性。

尚钺先生克服了早期创作中的不成熟，在30年代创作出像《预谋》那样在思想、艺术上洗练的作品，博得了读者大众的好评。这部长篇小说，由当时在云南省出版的杂志连载。在80年代，中国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单行本出版了《预谋》。

除了《预谋》、《斧背集》外，尚钺先生还创作出长篇小说《矛》、《狗的问题》向读者献礼。他虽然从事教育事业，却一刻也没有中断作家的思考。起初他想引导我走文学道路，并不是偶然的。

我还从尚钺先生那里借阅了《陈独秀选集》。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是掌握过中国共产党的实权的人。

起初尚钺先生不大愿意借给我那本书。他说弄不好会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中受到不好的影响。他还说，他在北京大学念书之前，陈独秀在北京大学作为文学系主任进行过活动，许多教职员和学生都曾为他是本大学出身而感到自豪。他说：“老实说，有一个时期我也崇拜过陈独秀。我读着陈独秀编辑出版的《新青年》杂志和他的早期论文，不知不觉地被迷住了。可是现在我对陈独秀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

尚钺先生接着说，在五四运动时期和共产党建党初期受到那么多人爱戴的陈独秀，之所以威信扫地，是因为他推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陈独秀的机会主义的错误，最严重地表现在对农民问题的立场和态度上。斯大林早在1926年就指出，农民是中国反帝战线上的基本力量和工人阶级的最主要、最可靠的同盟军。但是，陈独秀却轻视农民。他怕农民同土豪出身的新军阀发生冲突，因而反对农民干预行政，反对农民的积极自卫。一句话，他企图限制农民斗争。

陈独秀的错误在于：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借口下，反对农村革命，害怕资产阶级退出革命战线。他的投降主义路线反而招致了助长资产阶级背叛革命的后果。

这就是尚钺先生对陈独秀的看法。

正如他正确指出的，陈独秀的文章里包含着可能给革命带来莫大危害的投降主义因素。

我读完《陈独秀选集》后，为了交流对农民问题的看法，同尚钺先生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这次谈话中谈到的是：农民问题在朝鲜革命和中国革命中所占的地位的共同性是什么，差别是什么？列宁关于农民问题的战略中可以作参考的是什么?要使农民起到革命的主力军的作用，应该怎么办等问题。

我对他说，正如农业是天下之大本那样，农民不也应该做天下之大军吗？

尚钺先生对此表示同意，并说，轻视农民，就是轻视农业，轻视土地，因此，有着再好的宗旨和革命也难免失败。他说，陈独秀犯的错误，正是因为忘记了这个道理。

我通过这次谈话确信尚钺先生是共产主义者了。同时，尚钺先生也知道我是搞共青活动的人了。他的感受性和判断力是惊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