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共青盟员和反帝青年同盟盟员发动起来，事先制止了这一暴行，把他们严厉地叱责了一顿赶走了。

“马体育主任，喽啰豢养得好啊，虫豸不如的东西！”尚钺先生冷冷地望着逃跑的那帮人慨叹道。

“老师，不必太震惊。这不也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吗？我们要作好精神准备，今后会有比这更尖锐的冲突呢。”

我笑着这么一说，他也肯定了这话。

“你说得对，我们正在同军阀作斗争嘛！”

后来，尚钺先生为使被教育厅无理开除学籍的学生恢复学籍而斗争，因此被撤职离开了毓文中学。

我到长春和卡伦地方去指导群众组织的工作后，刚一回校，权泰硕就跑来给我转达了尚钺先生留下的信。

信的主要内容是：我在同军阀的斗争中失败，离开这里；可是将来我们一定会战胜军阀；成柱你决心一生做祖国和民众的真正儿子，为了你的这一信念，我无论到哪里，都衷心为成柱祝福。

这就是尚钺先生留给我的最后一段话。

在那以后我一次也没有见到尚钺先生。只是收到先生在1955年给我送来的文章《我与金日成元帅少年时代的一段历史关系》和1980年送来的《中国历史纲要》，才得知先生还在世。那时，我看了文章，回顾着和尚钺先生谈过朝鲜形势和满洲形势、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朝中人民的共同斗争的毓文中学时代，在心里向老师表示了由衷的感谢。

每当中国的领导人来我国访问时，我都问他安否。可惜，同先生的会晤终于未能实现。在我来说，我没有尽到作为老弟子应尽的道义，应该这样说才对。国界，确实是个怪东西！

尚钺先生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授，于1982年不幸去世。

尚钺先生的大女儿尚嘉兰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当研究员，于1989年访问了我国；1990年，三女儿尚晓援来我国见了我，她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

我从他的两个女儿的面孔上找到了60年前离别的老师的面容时，心情无比高兴。难道因为民族不同，连感情也会变吗？人的感情是超越皮肤、语言和信仰的壁障的。如果毓文中学的校园在旁边的话，我就可以摘下满满一把在校园盛开的丁香花送给她们说：“这是你们的父亲喜爱的花。尚钺先生和我常常在这花树下会面。”

尚钺先生离开吉林后，在哈尔滨、上海、北京、汉口、重庆、宁夏、延安等地忘我地从事过党务工作、教育工作、文化工作和写作。听说，有一个时期他还在满洲省党委当秘书长。

他一直没有忘记我，一直对中国的亲密邻邦、我的祖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珍藏着国际主义的感情，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一个人能有一辈子时刻缅怀的老师，那他无疑是幸福的人。那么，我可以说也是幸福的人了。

每当想念给我的青年时代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的尚钺先生的时候，我的心就走进了毓文中学的校园。

（录自金日成:《与世纪同行》，平壤，外文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