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尚钺同志诞辰一百周年。我，作为他的学生和助手，在他的谆谆教诲下成长，和他相处了30多年 ，如今更加怀念尚钺同志。

尚钺同志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战士，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的革命一生是很不平常的。青年时代，他在北京大学学习期间，得到鲁迅、李大钊的教导，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25年至1927年，鲁迅先生和尚钺过从甚密，鲁迅日记中记录了和“尚钺”、“仲吾”（即尚钺）频繁的会晤、通信和稿件往还。当时，鲁迅先生已是誉满全国的文学家，而尚钺还是23岁的青年学生。尚钺同志常常提到这段难忘的往事：“当初，鲁迅先生那样亲切地、耐心地关怀和教育青年，曾一字一句地给我改文章，使我一生得益匪浅。我要学习先生那样去关心、爱护青年一代。”

尚钺同志在学生时代就积极地参加了刚刚兴起的新文学运动。他是《莽原》社和《狂飚》社的重要成员。他的小说集《斧背》、《病》是我国早期文坛上有影响的作品，鲁迅先生在总结中国早期新小说的发展史时写道：“尚钺的创作也是意在讥刺，而且暴露、搏击的，小说集《斧背》之名，便是自提的纲要。他创作的态度，比（黄）朋其（按：指黄鹏基）严肃，取材也较为广泛，时时描写着风气未开之处——河南信阳的人民。”

尚钺同志在北京大学毕业，正值北伐战争，他脱下学生装，回到自己的故乡——豫南农村，从事革命活动，组织农民协会，准备迎接北伐军。后来，在李大钊的指示下，他到了上海和武汉，经郭沫若的介绍，在北伐军总政治部工作。“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事变中，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大批屠杀共产党员，生气蓬勃的大革命被葬送了，全国笼罩在白色恐怖中。尚钺同志并没有被吓倒，被慑服，他顶着狂风恶浪，勇猛前进，1927年9月，他在开封入党。在我党处在最艰难的时刻，他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以后55年，他始终跟着党走，历尽艰危，九死一生，但他意志坚定，对党忠诚不渝。

尚钺同志的革命一生充满传奇性的经历。他自己说：“革命，必须置生死于度外。如果不是许多同志的掩护和营救，我不知已死了多少次，我的生命是属于党的，是先烈们用鲜血换来了我的幸存。”1927年底，尚钺同志在河南组织农民暴动，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大队第六支队党代表和当地苏维埃主席。有一次，他率领一个只有十几人的小队进行活动，被优势敌军包围，在突围时同志们大多牺牲，只生还了六个人。1931年，尚钺同志在上海做地下工作，任《红旗日报》采访部主任，当时发生了著名的“东方旅社事件”，党的秘密会议场所被敌人发现，我党的重要领导人何孟雄、李求实、林育南以及左联成员胡也频、柔石、殷夫、冯铿等30多人被捕，后来大部分人被杀害于上海龙华。尚钺同志也赶去参加会议，被扣押盘查。但尚钺事前知道旅社中住着一个国民党官员，准备了一封求见的假信件，敌人看了这封假信，在忙乱中未及仔细追查，以为是抓错了人，将他释放，尚钺同志这样才脱离了虎口。每当尚钺同志谈到以往的事情，他总是深情地怀念这些牺牲了的同志，不胜感慨。

尚钺同志出入于枪林弹雨，经受过战火的锻炼。又曾被捕入狱，受尽酷刑拷打，几濒于死，但他英勇坚强，严守党的机密，被难友们称誉为“不屈的年轻人”。1932年他任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因反对“左”倾机会主义，受到打击，被开除党籍。他为了递送信件到苏联，不畏严寒，泅渡波涛汹涌的黑龙江；又为了寻找组织，颠沛流离，跋涉到宁夏，企图越过封锁，奔往陕北。他虽然长期失掉党的关系，但仍然一心向党，以党的名义，联系和组织进步青年，进行革命活动。抗战时期，他奉党的委派，在昆明团结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冒着被逮捕、被暗杀的危险，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