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长期在困难的环境中，为党工作，却很少向人们谈论过去的经历。他抓紧的是当前的工作，希望更多、更好地为党作出贡献。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废寝忘食地从事历史研究，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但长时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特别在十年动乱期间，遭到“四人帮”的疯狂迫害，丧妻失子，精神上、肉体上备受摧残。但他坚持着，战斗着，不向邪恶势力低头。面对任何困难，他心中总是点燃着永不熄灭的共产主义的火焰。每当我回忆起和他一起被关在牛棚里，他劝慰、勉励我和那些坚定、乐观、充满信心、卓有远见的话，我的脑海就会浮现出一位战士、学者、良师的高大形象。了解他的革命经历，了解他的坚强性格，就能够懂得他为什么在逆境中始终能保持着坚定、乐观的精神，他是革命行列中的一位真正“强者”。

对待青年，尚钺同志是一位严格认真、诲人不倦的导师。新中国成立之初，高等学校急需补充历史教师，他在短短的几年内培养了几十名研究生。当时，人手缺乏，他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工作，为了讲课和指导论文，他夜以继日，不倦地劳动，倾注了大量心血。今天，他的学生分布在全国高等学校和科研机关，大都成了学术骨干。他对青年的要求是很严格的，谁有缺点，他一定要进行严肃的批评，但是，在批评的背后，你会感受到一种善意的热情，一种殷切的期待和希望，他的批评充满了督促和鼓舞青年们积极向上的力量。他勉励学生勤奋学习，要有攀登科学高峰的雄心壮志，他自己就是我们队伍中最勤奋、最有事业心的领路人。当我们还是精力充沛的年轻人的时候，他已经年过半百，须发斑白。可是每到深夜，人们早已酣然入梦时，他的窗前却还是灯火明亮，甚至常常是通宵达旦。他总是这样孜孜不倦地工作着。

尚钺同志对中国历史有渊博的知识和精湛的研究，但他转而从事历史研究时已近中年，所以他常谦逊地说自己不是“科班”出身。为了进行革命，他一生从事过各种职业：记者、作家、厨师、报务员、商人、中学教师、大学教授，等等，党需要他做什么工作，他就做什么工作。他教历史、研究历史也是为了革命的需要。一是以教历史作为职业，在大学中站住脚，便于做知识分子的工作；二是用马列主义研究中国历史，向群众宣传革命的道理。因此尚钺同志非常强调马列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他自己熟读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因而有很深的理论造诣。我记得第一次和他长谈，他滔滔不绝地谈论列宁的名著《什么是“人民之友”》，对其中光辉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体会甚多。青年人向他请教怎样学历史，他常开出一批马、恩、列、斯、毛的著作，指出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他培养研究生，第一年不上业务课，只上马列主义理论课。他说，什么是高水平的历史学家？主要并不在于多掌握十条、八条史料，而在于能否运用马列主义去解决历史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初，大家刚开始学马列主义，对理论的指导作用还体会不深，尚钺同志就非常强调理论学习，并引导刚开始学习历史的青年去钻研理论。

尚钺同志很重视理论，却不是死抱住革命导师的片言只字，将其当做万能的灵丹。他最不囿于成说，最重视创新，在史学研究中能从大处着眼，通贯全局，大胆地冲破框框，勇于探索，创立新说。他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屡次受到“批判”，主要就是在某些重要的历史问题上，独树一帜，提出了新见解，因而被指摘为“反对毛泽东思想”。尚钺同志的主要学术观点，一是关于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一是关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他提出了许多值得重视的新见解，它们构成他对整个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系统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