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如果说非洲的问题在于“贫困的形式”，那么中国的问题则在于“形式的贫困”。

中国与非洲不同。无论就人口还是领土而言，中国都因其“质料”而是一个超大规模国家，其一举一动都会有某种世界性的影响。所以，中国的“形式”，天然地需要同时包含国家和世界秩序这两个层面的意涵。但是在近代以来的历史上，中国“形式”中这两重意涵并不总是相贯通的，往往还相互扞格。这亦可称为某种“异化”，其中又可看到几个阶段性的差异。

传统的中华帝国，毫无疑问提供了东亚秩序的“形式”，尤其是在清代，曾经不断困扰汉人王朝的北部边患问题也不再存在，帝国的“形式”与“质料”充分匹配。就当时的技术条件而言，可说这个阶段无所谓国家与世界之分，中华等于世界。但是中华帝国在清代走到了巅峰，也开始了其下降的路途。西方世界的冲击令帝国走向衰败，使得曾由中华来定义的东亚“形式”失去了意义，甚至中国本身也走到亡国的边缘。在外部异己力量的对照下，“国家”第一次构成了中国所要面对的问题。中国以一种难称被动亦难称主动的方式，开始具有了国际法权意义上的“形式”，但其在世界秩序层面上则逐渐沦为“质料”。这是“异化”的开端。

二战后中国又阴差阳错地重新成为“五强”之一，拥有了参与到世界秩序的构造中的资格，但是当时的国民政府，其视野中尚无世界面向。于是，它也就无法真正地理解，参与构造世界的“形式”对于我们国家的“形式”所可能具有的深远意义，其中所蕴含的能够用以整合中国“质料”的潜力完全未被发掘出来，以致在以世界为思考单位的共产主义力量的挑战下，国民政府回应起来总是格局不够，力有不逮，短短四年后便垮台了。

新政权的建立依托于对于这个社会的基本“质料”——底层人民的高度动员，将其整合在一种新的叙事结构之下，中国具有了一种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形式”。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经历了多次外交战略的调整，从最初的“一边倒”，到后来的“两面开弓”，再到后来的“一条线、一大片”，最后定位为第三世界的领袖。从此，中国不仅具有了自己的“形式”，而且要将其与“三个世界”这样一种全球秩序之间的道路打通，形成中国自己的世界主张。中国的“形式”中，国家与世界这两重意涵重又联系贯通起来，这在近代以来是第一次。

然而，这个阶段中国的“形式”走向了另一个方向的异化。彼时的中国对自身，以及对世界秩序的理解，并不是基于现实物质过程这个“质料”基础之上的。在这一阶段，我们对于世界的真实运作逻辑茫然无知，于是我们所构造的中国的“形式”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对内对外政策，往往更多是以意识形态为透镜而对世界秩序的一种不正确的折射。它们无法转化为真实的国家利益，国家甚至常常反受其累，宏大的视野与孱弱的国力之间完全不匹配。我们并未找到适切的“形式”，此即“形式的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