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异化的“形式”里面蕴含着一种政治潜能。

民族主义伴随着现代教育以及现代战争，在非洲也获得了传播。民族主义落实为现实秩序便是民族国家，这是“人”与“地”之间的联立治理关系。其中的核心是表达出民族的主体意识的“人”，“人”给定了民族国家的“形式”要素；“地”作为质料要素，因“人”的整合能力而获得意义。由于历史的原因，非洲却反其道而行，其土地具备了“形式”，“人”要因“地”而被整合。在殖民时期，“地”不属于非洲的“人”，所以还不是国家。但是它已具有成为国家的必备要素其中之一，只待有一种精神要素把非洲人的政治意识表达出来，便可转化为国家，成为国际法权主体。

民族主义给了那些土著精英以一种将自己的主张包装为政治诉求的理论基础，他们刚好可将其适用于已具“形式”的土地之上，将其夺回来，建立属于非洲人自己的国家。20世纪60年代后，诸殖民地陆续独立，成为非洲国家，各国的领土基本上是依照殖民疆界而定的。

但是细究其独立的过程便可知，这些国家用以表达自身的民族主义，并不是非洲人的政治意识的真正表达。因为它与非洲一般民众的精神之间并无实质勾连，而不过是精英的野心的一重包装。于是，独立后非洲国家的“形式”，便仍然是异化的，是一种“贫困的形式”。

这种异化的“形式”无法真正起到动员、凝聚民族和国家的作用，无法有效地将精英的野心转化为推动国家发展的力量，反倒因为精英的各种自利行为而令官民间上下暌违，部族间仇视丛生。于是，我们看到，大部分非洲国家在独立后都陆续推行了一系列失败的发展政策，耗竭了曾经积累的财富，中饱了有势力者的私囊。到冷战后，非洲国家更是掀起了多场血腥的内战，将国家彻底撕裂。

“贫困的形式”走向了它的极端，以致非洲国家被人们视为“失败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