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啊，李钟岳也是活在体制内的满清的官员，但他守住了自己的良知，他没有把体制的命令、上司的命令当做作恶的借口。李钟岳知道自己放在首位的是一个人，然后才是满清的县令。虽然李钟岳背负体制的重压，但李钟岳也有自己的选择，以自杀来抗击恶政，来说明良知的正当性。李钟岳死了，他的牌位曾被人们放到秋瑾的纪念堂配享，这是人们和历史对他的最好认可和公允的评价。李钟岳也是“抬高一厘米”的人，在面对恶政时不忘抵抗与自救，是“人类良知的一刹那”，这一厘米是高于人顶的一厘米，是长在体制之上的一厘米，也是见证人类良知的一厘米。

你问李钟岳比晚清的那些官吏多出些什么，我说，只多出一厘米！

而对于秋瑾来说，她比晚清的知识人多出了些什么？我说，她比女人多出了男人气，比男人多出了英雄气。我知道当求仁得仁的机会到来的时候，秋瑾不能不死，无论对革命党，还是对满清，秋瑾必须死。我想到了鲁迅先生，其实在乌篷船欸乃的绍兴，在有师爷传统的绍兴，秋瑾的家和鲁迅、徐锡麟的家只是隔了几条胡同、几条水。物理上的距离很近，又有着留日的背景相重叠，也可称作同学的，但秋瑾和鲁迅的性格来得却是两样，一是赤裸的火的赤焰，一是包裹着冰与火的赤焰。1927年，鲁迅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热血的青年开欢迎会。鲁迅却兜头泼了冷水，“我知道不妙，所以首先第一回演说，就声明我不是什么‘战士’、‘革命家’”。鲁迅的思想深处，对一些空头的名号是警惕的，无论空头的文学家、革命家，还是所谓的战士，这和秋瑾不同，“我只好咬着牙关，背了‘战士’招牌走进房里去，想到敝同乡秋瑾姑娘，就是被这种噼噼啪啪的拍手拍死的。我莫非也非‘阵亡’不可么？”

也许是鲁迅看到过过多的死和血，看到过过多的瞒和骗，鲁迅的心是悲凉的。他看出是革命党内部给勇于牺牲者的热烈掌声将秋瑾送上了烈士的刑台，秋姑娘是被同志捧杀的，死是秋姑娘的必然。在秋瑾死去的十二年后，鲁迅的《药》再次以人血馒头让人记起秋瑾，但革命者的血，却被愚弱者当成了医治痨病的稀奇药引，这是怎样一种无尽的哀良：志士们躯体里沸涌的血，被一大群铁屋子里懵懂的人鸭子一样引颈觊觎。若是命运玩笑，革命者忽地不死，那群愚昧的看客的表情究竟何如？他们也许会化成豺虎，群扑上前，撕噬志士的喉咙，渴饮那鲜血……

在鲁迅的冷眼下，他看透了天上的深渊，他看透了承诺黄金国的虚妄，他知道狂热的背后，是不尽的苍凉。当许广平去游行的时候，鲁迅也是极不赞成、不鼓励做无谓的牺牲的。但是另一方面，人们都是沉默的羔羊，无疑也会使刽子手猖狂张目和放纵。

也是鲁迅说过：“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陈天华虽然选择了热血的蹈海，让这古老的土地上绽开了血之花，但陈天华的遗书却是出奇地冷静，也许冷静的血就接通了鲁迅的最内在的心理。有大志的人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激情不一定就是过激，不一定就是蛮力。

1905年12月8日，陈天华因抗议日本颁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而蹈海自杀。翌日，留学生们公推秋瑾为召集人，在留学生会馆之锦辉馆召开陈天华追悼会。会上，秋瑾宣布判处反对集体回国的鲁迅和许寿裳等人“死刑”，还拔出随身携带的日本刀大声喝道：“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这个细节，原先是为一些人所避讳的，当我在日本学者永田圭介《竞雄女侠传：秋瑾》中读到这个细节时，我也是吃惊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