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副悠然自得的镇定，一腔视死如归的从容。好像林觉民不是去赴死神的约会，而是像往常一样告诉他萦怀的意映，他又要出一次远门，用不着牵挂。

是啊！当一个人明白了死生之大义以后，“砍头只当风吹帽”，他也就获得了最大的坚强与勇敢。我甚至猜想，他于刑堂上书写的那些供状如果能够流传于世，那一定是壶口瀑布一样的酣畅淋漓，一种壁立千仞的奇崛。用血书写到极致，血的精义无法用语言来形容，那是和《与妻书》一样构成了日月的双璧啊。

我知道鲁迅先生说过“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换一种说法，那是血浇灌出的花，是血花。人们说那些后死的举义的先驱们当行刑时候，虽满身血污，却一齐大笑，说：“我等此刻只求死，不愿生。若能以我等的赤血，换来同胞的醒悟，我等于九泉之下，也当欣慰殊甚，更无遗憾！”

四

家是身心俱可休憩的处所，在家可以伸懒腰，可以醉酒，可诗可赋，红泥火炉，武夷岩茶，一辈子没有大风浪，颐养天年，不管怎样，林觉民是一个有着传统印记的现代知识分子，他的身上还凝结着传统的血：齐家。虽是经过“天演论”启蒙的知识者，但他还是脱不了齐家的念想。意映卿卿活在《与妻书》里，这样的一个女子曾是怎样的传奇而引得奇男子林觉民如此的衷肠？不知林觉民是否和林则徐是本家，但在国家民族的大义面前是需摈弃自己微贱的身躯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林则徐这样的联句一定鼓荡在林觉民的肺腑。在满清的末年，大部分知识分子还是对庙堂心存向往和敬畏的，康有为、梁启超不用说，连中山先生也曾上书李鸿章，但李鸿章没有理会，而造成“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结局。人们除非万不得已，是不愿把自己放到政府的对立面的，人们顶多是狂狷一下，像嵇康在柳树下锻铁，或者陶渊明挂冠而去。龚自珍是最后从官场仓皇而去的，使酒骂座是因有志不得出，大路如青天，吾独不得出。

几人真是把自己放到王权的对立面？人，多数是权力和体制的仆人、佣人，少有的是硬骨头不合作者，清初有几个这样的人物：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而清末还有王国维为大清而殉，也许人说王国维冬烘，但他身上的某种质素在现代愈加稀薄。

应该说林觉民这样的现代知识者的眼界是开阔了，不再以一家一姓的国家为念，心里是装着苍生念着天下的，他们不再以卑躬屈膝以叩头来叩朝廷的大门，他们是以自己的头颅来为未来敲开朝廷的大门。

我常想风水轮流转，燕赵之地的慷慨悲歌，从晚明就转移到了所谓文弱的江南，在江南以南的福建，就有着豪侠的回音了。虽然我在林觉民故居看到的《与妻书》是复制品，但字如其人，从字的淡定和一笔不苟里，我看到了林觉民求死的心志：与其苟活，何如快意人生？

1911年春，林文在日本收到黄兴、赵声自香港寄来的信，得知他们正在香港筹备广州起义。于是党人中林觉民和林文同舟赴港，黄兴一见林觉民就摇动着林觉民的手说：“天赞我也！天赞我也！意洞来，天赞我也！运筹帷幄，何可一日无君？”

辛亥年的3月19日，林觉民和林文、陈可钧、陈更新、冯超骧等一干志士从福建马尾出发先入广州。次日晚，听说林尹民和郑烈已经从日本到香港，林觉民又邀陈更新同赴香港，为林、郑两人做向导。这天晚上宿在滨江楼，等陈更新、郑烈入睡后，林觉民独自在灯下给嗣父和妻子写诀别书，直到天快亮才停笔。《禀父书》曰：“不孝儿觉民叩禀：父亲大人，儿死矣，唯累大人吃苦，弟妹缺衣食耳。然大有补于全国同胞也。大罪乞恕之。”